职业倦怠更多地与中等阶层/中产联系在一起：有一些钱但不多；相比线下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交往，更喜欢通过线上如网络游戏或线下宠物陪伴来满足社交与情感需求；对工作本身也没有内在的兴趣与天赋，这样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丧失意义感，从而导致职业倦怠。

游戏公司和家长分摊30%-70%责任比重的情形是：监护人提供本人账号或帮助人脸识别，明知未成年人使用亲属账号仍不干预，明知未成年人租赁或购买账号而不干预，未妥善管理银行卡和支付信息等。这些情形并不是游戏公司的错，它们还需承担一定责任，看起来是对家长的偏袒。现实情况是，很多家长不熟悉网络游戏，不知道如何管孩子，初遇到这类事情，不宜承担全部责任，只得采取折中方案——这也是督促游戏公司加强和家长的联动。

从责任自负的角度讲，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有消费自主权。网络游戏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也贡献了庞大的就业和收入，甚至推动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沉迷于网游，过度消费，一旦超出了个人支付能力，就可能诱发违法犯罪。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网游的成瘾性、负外部性和赌博相比也不遑多让。

网络游戏之外尚有为数众多的其他“刷屏上瘾”行为，举凡短视频、短剧、社交媒体都在此列。沉迷网络游戏只是“沉迷问题”的一个面向，高科技产品设计出来的初衷就是让你上瘾：现实中“刷抖音刷到天亮”“玩手机两小时，晚自习两分钟”“一下班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的情况非常普遍。

是对用户每日、每月还是每年的充值限额，征求意见稿中并未明确说明。这条规定如果最终实施，将会对游戏公司营收产生直接影响。 征求意见稿对于版号的限制并不大，主要还是延续之前的规定。 新规对游戏大厂以及本身有出海业务的游戏公司影响较小，中小型游戏公司游戏储备没有大厂丰富，商业化可能将变得困难。

律师给出的意见是，这款游戏玩法处于灰色地带，没有法律说可以这样干，也没有说不能这样干，所以“当时就抱着侥幸心理”。 巧合的是，案发后，有两名证人与被告人关押在同一监室。一审庭审期间，被告人律师提交的情况说明显示，两名证人均表示自己在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安排下完成笔录，做笔录前，自己并未接触过这款游戏。

网络平台停服后，理论上用户可以下载数据自行保存。暴雪游戏停服前，就向用户提供了下载数据服务，但这些下载数据，脱离了网络游戏的场景，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被玩家们称为“电子骨灰盒”。对永久停服的游戏，这些骨灰盒再也没有重新复活的机会了。那么，游戏运营商需要对用户进行赔偿吗？这是现实宇宙与虚拟宇宙间的冲突：在现实宇宙中，用户向运营商购买进入虚拟宇宙的服务，这是一阶问题；而在虚拟宇宙中，用户又拥有“虚拟财产”，这部分财产权又在现实宇宙中也受到保护，这是二阶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卖掉游戏账号之后再利用平台规则“找回账号”，与卖掉实体财产后再偷偷拿回并无二致，都是盗窃行为。 卖出网络游戏账号后，又通过找回密码程序等方式把账号拿回来，这种行为怎么定性，如何处罚？互联网时代涉及虚拟财产的案件越来越多，对此类情况应有更明晰统一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