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的兴起与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管控息息相关，其衰败亦是如此。 新机制之下，项目主导权从财政部变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部门变更后，处置十余万亿元的PPP存量项目成为难题。 新机制将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而截至2022年，使用者付费模式占项目库额不到10%。其余90%的项目依赖财政资金。 长期以来，PPP领域缺乏纲领性法律条文。新机制之下，如果PPP条例能够出台，将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空间。

改革过渡期结束前能否足额补齐机关事业单位的欠费，将直接影响退休“中人”新待遇的兑现。 如何补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资金协调能力。

各地执法权下放方案主要由各地党委、政府制定，缺乏基于全国视野的顶层设计是改革未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 对于城市管理是否有必要进行全国性立法，认识并不统一。反对者认为城市管理是地方政府事务，国家没必要作具体规定。支持者则认为必须要作全国统一规定。

改革可概括为两大内容：规范政府财政收支、央地财政关系的再调整。 针对财税体制改革，《决定》中的部分表述是首次出现。包括：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

在韩国国会前议员刘承旼眼中，“尹锡悦失去民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执政党政府过去两年在民生经济问题上失败了，二是以“公正检察官”形象上台的尹锡悦让民众看到更多不公正的事情。 面对大葱风波、医疗改革等难题，尹锡悦“期中考”败北已是注定。外加尹锡悦一向拒绝承认亲属贿赂行为，韩国舆论界对其国民力量党早已产生了“信任危机”。

教育部已于2024年1月7日辟谣称，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工作任务中并无缩短学制、取消中考等内容。 在实验校名单里，没有出现人大附中等外界耳熟能详的“牛校”，一些正处于扩大办学规模中或受到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学校，在此次遴选中崭露头角。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28日《南方周末》）

过去，为快速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住房制度在多方博弈和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外延、外生、高速、开发和投机为特征的住房发展模式。现在可能正在转向一种双轨模式，即市场负责市场部分，保障则交由政府负责。

货币政策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时，被寄予更高期望。 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可以确证，最高层显然对此问题有了充分和清醒认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已经或即将出台。 融资增信对应的是财政贴息，风险分担暗指省级担保，信息共享意味着将有更多信息资源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

广东辖内各商业银行已设立188家科技支行，辖内商业银行还将知识产权的质量数量、发展趋势、企业团队和科技创新行为等因子作为核心要素纳入信用评价，帮助科创企业获得授信。 广东省科技厅将配合争取国家科创金融领域改革试点落户广东。广东省委金融办将在完善科技信贷政府性担保等风险共担机制方面发力。 金融支持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至关重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以适应产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至关重要。

“‘錢’字右边两个‘戈’，为了‘金’，上下是要打架的。”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回忆时谈到。 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461亿元，2023年达到10.06万亿元，增长了217倍。 在分税制改革中，央地财政关系，指的是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省以下财政体制如何改革并未触及。“上面千根线，基层一根针”的压力仍待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