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那里，乌克兰是自己政敌的亲密朋友，乌克兰危机是党争工具；在卡尔森那里，乌克兰是伪装成民主的专制国家，乌克兰危机是西方世界的不幸；在马斯克那里，乌克兰或许值得同情，但乌克兰危机是自己的政治风险。他们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乌克兰危机必须尽快结束。

“西方认为现代化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其他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同西方国家一样，与他们走一样的路。这是一种极其狭隘又专制的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占据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实现现代化，它们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传统、文化、治理形式和价值观。而西方国家不能接受。” 高水平、高度发达领域的研发非常昂贵。当一个国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它们的增长率就会减慢。这甚至可以说是一项“铁律”。

作者的见解启发我们从一个新角度去理解明初专制君权何以会高度强化。为了防止市场机制和官僚机构之易于诱发的腐败，需要尽可能减少对二者的依赖，而代之以皇权对个人、社会和所有资源的直接掌控。

全世界火器日新月异之时，发明火器的中国却被远远地甩在后头。 明清一反唐宋开明之态，在防范社会的专制上达到了巅峰，是秦制的集大成者，试图垄断目力所及最先进的火器技术，既闭关锁国、切断与西方的经济技术交流，又不愿让民间推动火器的研发和更新换代，整个社会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火器的热情和动力。

与“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相对的，是另一句话“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即如果妻子敢改嫁，那么她在前夫家的儿女，就不允许将她再当作母亲。对此，杨宽先生早已指出，秦始皇的这些刻石，表明“随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女子的迫害也更加厉害”。

当南汉皇室想要打击文官政府的时候，阉人就显得特别地好使。一来阉人是刑余之人，中国没有阉人当皇帝的传统，他们无法谋朝篡位；二来岭南阉人数量多且不甚被歧视，使用的阻力较其他地区为小；三来阉人里还有些有才的，而且他们的才能是南汉皇室想要的军事才能而非政治才能，政治才能需要权力赋予施展空间，必然会跟皇权专制产生冲突，军事才能却不一定。

自汉代以往，儒学、尤其是今文经学，因孜孜于“立新王之道”、用儒术“缘饰”专制君主官僚制，故最容易被直接等同于“专制之同构与帮凶”。

自称优主主义是容易的，但如果没有具体措施来选优和持优，所谓的“优主集团”很可能蜕化成“劣主集团”，优主主义会演变成劣主主义，世界上有不少以优秀领导自诩的实行劣主专制的国家，这些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焚书坑儒’是汉代人骂秦代的话。其实，‘焚书’、‘坑儒’是两码事……‘焚书’并不都是儒籍，还包括其他的诸子之书。‘诸生’也不是儒生，反而是替他求仙访药的燕齐方士。”

从19世纪初开始，德意志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一条既不同于法英的自由主义,也有别于俄罗斯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独特道路。对进步和秩序的强调，对于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使得他们很难看清德国的“创造性”背后潜在的“毁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