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海军大国都喜欢“种橡树”，很大原因在于军队“官大半级压死人”的等级森严传统。如上所述，无论是丹麦还是皇家海军、联合舰队、德国海军、俄国海军、苏联海军、美国海军，掌握决策权的都是60-70岁的老年高级将帅，从海军院校里的豆蔻年华莘莘学子，到肩膀上扛起令人眼花缭乱的星星杠杠，往往要近50年经历。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海军学员，还在风帆时代向蒸汽时代过渡，50年后的1920年代，已经产生了飞机、潜艇、航母、无线电。同理，现代的海军将帅，接受教育时还在使用拨盘电话，手机还没有发明，知识结构老化和（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退化、性格顽固与执拗，是决策高层的通病。

吉林大学的人权学，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人权学一级学科。 从人权法学到人权学，绝对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但当前国内只有人权法学教材，并没有一级学科意义上的“人权学”教材。 据何志鹏观察，国内人权研究者不超过100人，真正的人权学者可能还不足50人，“现在的人权学者们大多还是李步云、张文显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人权研究的人，还有我们这些21世纪初受益于国际化潮流的新生代”。

某种程度上，楚原作为上世纪50年代起便拍电影的导演，参与、见证了香港电影近七十年发展历程。他亦将香港电影人精神延续至今：在历史变迁中把握时代脉搏，顺势而为，坚韧地游刃，再屡屡突围。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1990年代末，七八位有着相似出身背景的桐乡人，开始在国道上叫卖杭白菊，并由此发现商机，成为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经营者。 几位最早发家的老板如今年龄都在50岁以上，但即使在周末，他们仍然穿着全套西装，在摆置了红木家具的办公室里，点起香烟，操着一口没有卷舌音、语速极快的桐乡话接待访客，大声谈论生意。 桐乡人牢牢把握着服务区生意的商业机密。由于同乡之间的信任，无论是嘉兴凯通，还是其他桐乡老板开的公司，管理层人员几乎都是桐乡籍。 （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

我国上一个管道建设高潮是上世纪70年代，管道设计寿命为50年。因此，那个年代修建的管线，其寿命已接近终点。中石化2013年自查，发现全国1100多个泄漏点或隐患点，牵涉到62万人需要搬迁，需花费两千多亿元。

比起军队、警察、监狱、枪决等显性暴力，属于隐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后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两者不但共同构成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且在对人性的震撼、于社会的撕裂上，后者或许更甚于前者。

在过去将近四十年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7000美元提高到了27000美元，新建造的家居房屋平均面积增加了将近50%，汽车总数增加了1.2亿辆，拥有电脑的家庭从0增加到70%。但是，从1970年代至今，说自己“非常幸福”和“相当幸福”的美国人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

上世纪50年代起，香港左派摄影师蒙敏生开始将他的镜头对准了香港的劳工阶层和市井社会。那些藏在狮子山传奇背后沉默、平实甚至是苦涩的市井风貌。农民、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有轨电车、市井茶肆……都是他拍摄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