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国内至少有两所高校制定的反性骚扰规定，已通过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但最后未能发布。 在校园性骚扰防治上，目前的法律规定还不够细致。刘明辉说，应进一步明确高校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加强问责。

如果工程停工令及时送达，第二天不施工，自然也不会有坍塌事故，但为了达致工程停工的目的，通过电话直接通知施工负责人就行，在微信群先给一个电子版本也有同等的法律效应，为何必须把纸质版本送到才行？ 王某某只是实习生，甚至不是试用期员工，连临时工也算不上，派送重要文书难道不应该让专门负责此类事项的正式员工去吗？安排王某某去送达的人有没有向他预先郑重告知：必须什么时候送达，否则有什么后果，个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没有，那要求王某某负责就是不教而诛，下达指令者应该负责才对。监理单位，推一个实习生出台负责，没有一个领导甚至没有一个正式员工出来负责，这又有只问责小喽啰放过山大王的嫌疑，也是引发众多网友质疑的原因所在。

努斯鲍姆大胆肯定了近年来女性主义运动中的问责理念，认为尽管很多骚扰和侵犯事件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但让受侵犯者说出来仍旧有重要的意义

参与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3点建议：审慎问责、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以及给予干部更多的信任和放权。

皮剑龙建议，应当从完善立法明令禁止逐利性执法、执法过程中罚没所得全部依法上缴中央财政、执法办案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调拨、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共同发力。 杨伟东分析，执法所得的财产收入统一上缴中央财政，可能影响地方执法积极性，也很难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滋生谎报、瞒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