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何某某的合法维权是正当的，其所要求的道歉与补偿要求也符合比例原则。一审判决与当事女子的《情况说明》都引发强烈反弹，如何避免本案像彭宇案一样又成为一个“标志性案例”，值得司法机构与社会大众的反思。

从不少网友的强烈反应来看，几句轻飘飘的“帅哥，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误会了”并不足以构成“范围及程度相当”的道歉，因为“诬告社死”的潜在代价与“警务室道歉”的处理结果相比，实在不符比例原则。

即使最终大众舆论得以翻转，但写小作文、发小视频的始作俑者往往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这已经成了一股恶劣的网络风气，搞得人人自危。有必要依法追究这些诬告陷害者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减少网络诬告泛滥的现象，还网络空间以清朗正气。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

造谣诬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即使被判侵权，也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道歉。但是被诬陷者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停职辞退、被网暴、被社死

张恒被指控强奸未成年少女，这是刑事犯罪，警方应调查，如果属实那就法办张恒；反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确有此事，那网络小作文就是造谣诬陷。而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构成诬告陷害罪。所以这个事件中，要么有强奸罪，要么有诬告陷害罪，两者都是公诉犯罪，警方理应立案调查。

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认定标准有什么不同？性骚扰行为为什么具有特殊性，以及由此带来哪些收集证据的困难？ 吕孝权说，这是他见过对此论述最完整的一份判决。法院对性骚扰案件，特别是权力关系控制下的高校、职场性骚扰的特点做了分析，考虑了这类案件收集证据存在的困难。 在靳文静看来，如何在直接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妥当地保护受害人，同时不让无辜者被诬陷，把握好其中的度，是对法官的挑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27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如何从立法、司法等层面遏制造谣、诬陷的任性，使得人们不敢诬陷他人、诬陷他人者必受严厉惩治，甚至在社会寸步难行。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命题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