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也不见得只是教材的事，不少家长恨不得让孩子在娘胎里面就开始认字，搞什么“胎教”。这是一种弥漫性的社会焦虑，投射到教育问题上了，成了“集体无意识”。 教材不是私人著作，是公共知识产品，要在社会上大面积使用，必须寻求社会的共识，考虑社会接受的程度。 教材不是单纯的美文汇编，要照顾到时代风气等很多方面，任何教材都不可能超越它所在的时代。

一个一岁多的女童在交通工具上被陌生人带走“立规矩”“教育”，本身就是一幕荒诞剧。事件之余的问题是，儿童权益保护为何在公共空间节节败退？一个文明社会，保护儿童权益应是基本共识。婴幼儿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上的哭闹都应当得到宽容、保护与引导，而不是在“厌童”乃至“仇童”的氛围中变成了美其名曰的“带走立规矩是做了件好事”。

一个企业家努力争取社会共识却时常碰壁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做一家行业龙头的掌舵人是“与界限游戏”，而作为学者，则常常需要游刃于“界限内”。“选择做关心公共事务的学者，就需要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的主流，遵循社会主流的流向，但又不失策略地影响其流变，这当然是一种能力的磨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价值观当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分际在于是否正义公道，尊重自然权利、自然法，是否有利于家庭、小共同体、社会与文明的绵延。在某个阶段，偏颇乖僻、摧毁社会共识、破坏文明根基的价值观可能盛行，甚至还可以用来挣钱、挣大钱，但这绝不是正当的生意，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也是有害于社会的。

或可以在年龄上划一条线，容许出生不久的婴儿合法弃养，让“婴儿安全岛”接收，这一点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这些孩子，有大把的人排队等着收养，政府可以择优转让孩子的抚养权，让孩子生活在爱与丰裕的环境中，这样，孩子只是临时生活在“婴儿安全岛”，也不至于成为财政负担。

当人们谈到AI，常说应该让AI与人类的价值观对齐，“但问题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价值观都不对齐。” “到最后人类还是不可能被如此简单机械地还原成一堆数据。”人类讲故事的能力，提供了让我们能够超越个体去凝聚共识，完成更复杂、更大规模的工程的可能性。 “在之前那个草根互联网时代，已经出现了所谓新中心化的局面，而在即将到来的AI时代、大模型时代，会更加中心化，但这之后可能又会迎来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时代。”

新一代苹果主流产品碳足迹相较上一代不减反增，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马军产生怀疑：“理论上讲，企业通过掐尖的方式把清洁电力等指标、资源集中到一个产品线上，是可能让小众产品更快实现碳中和的。”对此，苹果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并不存在掐尖问题，没有将分配给iPhone或其他产品的电力用于Apple Watch。 马军表示，苹果回应诉求，向社会公开碳中和证书，是值得肯定的一步。但目前的碳中和证书仍缺乏碳信用的具体信息，既然已经开始宣传和营销碳中和产品，也应及时向社会披露碳抵消项目更详细的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发现，IPE和苹果双方都支持供应商信息公开碳数据，分歧在于披露的颗粒度。目前碳中和产品信息披露的颗粒度尚未形成共识，有待标准统一。

第一个层面是全社会或公民或纳税人应该给军人礼遇；第二个层面是承担这一成本的也应该是全社会或公民或纳税人，以政府支出的形式完成交付。

科技创新是深港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双方合作共识度高、意愿积极、互动活跃，基本形成了高效协作、相互支撑的合作机制。 河套合作区相当于“特区中的特区”，不仅有利于推动促进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同时也有利于香港科创发展，是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大局的新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