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身边的男性进了群，他们会用我的名字建一个‘张尼扬羞辱房’，在里面发布与我有关的‘深伪’照片和羞辱内容。”张尼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女生的照片、信息是被身边的男友、男同事或男家属泄露的。 在那间22万群友的巨型“羞辱房”中，群主设定了一套盈利模式。所有人都成了大型羞辱房的合谋。“羞辱房内，获取色情内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拿钱买，二是彼此分享。” 女权网络组织对法院的判决力度不满、厌倦了社会的不公正，决定在互联网上将韩国新一轮性剥削事件推广到全球。“我只允许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加入。” 截至2024年9月18日，韩国已接到八百多起与深伪相关性犯罪报警，警方已经逮捕387人，其中八成是青少年。过去三年的警方调查中，六成受害者是未成年人。

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其实我现在也经常有‘出走’的冲动，比如面对所谓的容貌焦虑，外在的环境和舆论会让人整天苦闷焦虑，但我不要被这个东西左右，一定要冲破它。” “要说愿望，我还特别希望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平台，不是要搞什么性别对立，而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理性地讨论问题。”

格非：我们今天强调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高情商。高情商就是一种稳定的理性，是精打细算。我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自己获益，同时让大家也很舒服，这个叫高情商，当中不存在什么情感，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舒适，让你面子上不难堪。 我小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村庄里要死掉一个人，那不得了。你看到他的那些亲人在地上打滚，一直滚到河里，拼命的抓扯自己的衣服，把身上衣服抓破。这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情感状态，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亲人都在医院里离开，有的时候医生打个电话说，某人走了，总是陌生人把眼帘给合上。 也不能怪今天的人薄情，因为这个社会本身高度分工，越来越细密。如果你对每个人都付出情感，你没法活的，因为它不具备效率。

文科学院的老师们，很喜欢在课堂上阐释虚和实的问题，“学文，是无用之大用”“‘观乎人文’，是要‘化成天下’”云云，我那时常常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相信这些判断。 用他们的话来说，之所以要表现得如此像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步步为营，就是担心错了一步，就接二连三地错下去。

几代中国学者，在不断接近康德，也在不断发现康德，让他的思想与今天对话。 康德哲学分了三个问题，知道、做和希望，来回答“人是什么”。在李秋零看来，可以简单地做一个回答：人就是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希望的理性存在者。

若是从“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负其责”之原则出发，对所谓劝酒行为，是应该做进一步解析的。开席，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算不算劝酒？口头上的劝酒，如说一段祝酒词，然后要求两人干一杯，算不算劝酒？碰杯之后，说“感情深，一口闷”，或说“我先干为敬，你随意”，算不算劝酒？这些是酒席上常见的场面，逻辑上当然算劝酒，但要求劝酒者承担被劝酒者醉酒死亡的责任，是很苛刻的。因为被劝酒者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喝与不喝、喝多少，最终是由他本人决定的。至于说“盛情难却”或“抹不开情面”而不得不喝，其实内心不想喝，那并不是物理性的强迫，不能界定为“强迫性劝酒”。 相对而言，灌酒则是物理性的强迫，被灌酒者若出现身体状态，要求灌酒者负责是合理的。

在《魔戒》当中，每个人物的角色身份和性格特点，是由他的种族和出身决定的。矮人自然就是倔强固执的，精灵本就应该高傲优雅，人皇自然会领导军队。邪恶的反派和宿命的大战也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和额外的动机。这一切都在中土大陆这个设定之下，如同设定好的程序一样，自然就应该如此运行。 但是，对于《沙丘》这部科幻小说来说，这样的天然合理性是缺失的。

唯一正确的规则当是成年人而非任何其他人应该为本人的行为负责。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那司法实践通过每一个案件呈现的规则与法理，应该具备合理性、一致性与系统性，让人民群众产生稳定预期与公平正义感。

最近，北上广的年轻人开始流行 “Citywalk”，甚至冒着40℃的高温去参加活动。 Citywalk是一种与城市产生链接的方式，路线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和成都有较高热度。不过，这个听起来不需要花钱的爱好，背后蕴含着无限商机。我在城市里走路还需要花钱？听上去像是智商税的机制让网友质疑其收费的合理性，当Citywalk带有商业属性时，初衷也开始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