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长期认为审判与执行不分的传统模式，是导致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应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 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2024年，最高检对检察系统6名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倒查进行重点督办，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违规办案或不如实记录报告责任。全年通过倒查处理处分检察人员71人。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多次受到行政处罚、处理的评标评审专家，应中止评标评审专家资格，重新参加入库培训，或者取消其评标评审专家资格，但上述评标评审专家在西藏自治区专家库中的状态仍显示为“正常”。对此，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自治区相关行政机关存在未依法履职的情形。2024年1月2日，山南市10名专家资格被取消。

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职务犯罪2727人，同比上升1.6倍。其中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涉及1800余人。 根据惯例，药企与配送企业是在集采中标之后再签订的配送合同。因此如果药企报价过低，可能无力负担物流成本。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药企就会放弃配送，或只选择部分品类、部分医院进行配送。

对于那些犯罪但免于承担刑责的未成年人，曾经有所作为甚至“越权”的检察机关须回归监督职责，而负有矫治职责的公安机关则面临着基层人手不足、办案理念亟待更新等问题。过去司法界长期流行一句话：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理，面临着“养大了再打，养大了再杀”的“养猪困境”。这一困境至今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她们不止一次遇到过，当孩子出现问题、进入司法程序后，家长对她们说，“你多管管，你多说说，孩子听你的”，甚至主动提出把孩子送进专门学校，不敢正视自己家庭中的问题。

2024年1至11月，检察机关纠正侦查活动违法31.1万件，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犯罪，依法立案侦查1627人。 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召集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对“指居”制度进行了专题讨论。

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 “到了年末，为满足指标，有的案子能不结的先不结，但我们办的刑事案件也计入刑检的指标，刑检条线又有结案率的要求，”该检察官说，“所以我们结一个案子先要算一串数字。” “省检察院要求通报的指标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市院在省院的基础上又提高要求。到我们基层时，这个数字就一点一点被加上去了。”

判决书显示，卫明栓的服刑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起至2024年1月19日止。但实际上，他被刑事拘留的时间是2021年1月20日，准确的服刑时间也应该是2021年1月20日起至2025年1月19日止。 如果当时就发现，检察院可向法院直接提出，法院作出裁定更正即可。“按理，检察机关在审判和在执行中是可以很快发现的。”

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指出，包头市公安局在办理李林军案过程中存在7项违法行为，包括同录不完整，存在指示性、诱导性讯问等引供诱供行为等。 刑事诉讼中，发出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常见形式，但实践中存在回复率低、回复不规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