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年代，它是一个毛茸茸的、完美的政治伙伴。 政治家们、媒体记者和公众在一只家猫身上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美国历史上，在任总统、总统候选人遭遇刺杀并非个案，其中有4位在任总统被刺身亡。

韩国“news1”新闻网梳理了该国医生自1955年以来进行的9次抗议活动，政府制定的政策每次都会因此而取消或修改。这也导致韩国医学院录取人数自2006年以来一直被限定在3058人。 在金闰看来，医学界反对扩招，更多是基于利益之争，“这些医生看似是在抗议当下的工作环境、时长和收入，实际上是害怕自己以后晋升、跳槽、单干开诊所时会受到影响。” “韩国总统基本上都是搞政治出身的，从议员一步步做起，经过层层选举才爬上高层，而政治家最擅长的就是平衡和妥协。但尹锡悦的个人性格以及检察官的职业习惯使他容易‘死磕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尹锡悦选择医改作为突破口其实是棋高一着，老百姓肯定乐意见到解决看病难问题，而反对党也不敢站出来唱反调。”

一个理性、精明的现实主义女政治家，为什么要赌上原本很有希望的政治前途，为一场胜算渺茫的选战死磕，并且不惜与老上级特朗普翻脸？ 她是在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巨人“，还是从水晶球里看到未来的某种神启——是特朗普流星撞地球般的自毁，是为四年后的排练，抑或还有其他呢？

普拉蒂尼说：“贝肯鲍尔在球员时代是传奇巨星，教练时代是战术大师，从政后是足坛政治家以及‘点燃我对足球的热情的导师’。贝肯鲍尔是个后现代主义足球运动员。作为球员和退役球员都创造了历史的伟人。”

米莱自从走上政坛，就已经注定，他不能只是学者。他要成为政治家，甚至需要成为强人，才能把阿根廷推上发展轨道。21世纪早就不是强人时代，米莱也不是皮诺切特，阿根廷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很值得观察。阿根廷是中等国家的标本，它的改革成败，将对拉美甚至更多国家产生示范性的影响。

“梁启超和我隔了一百年，他是1873出生，我是1976年，可能会有一种潜意识的呼应。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剧烈转型、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代表，他广泛的社会参与也提供了样本的丰富性。”

诺兰使用了现代叙事方法加上经典叙事功力，把一个多时空、人物众多的故事讲得线条清晰，从容不迫。

帕累托认为，“理性主义”不过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宗教”（intellectual religion）；又认为“历史是贵族的坟墓”。

要牢记，政治对国民而言可能错一步就酿成大祸，最重要的是政治家和国民都绝不可以有那样的偏颇，必须严肃而持久地关注这个问题。此外，教育的基础里必须有卓越的国家理念。我就拿横井小楠关于国家的构想来说明吧：“成为世界第一等仁义国家，替天替世界人民工作，成为能帮助世界的国家，将大义推广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