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医院的一名护士长曾感慨，这里连个发泄情绪或得到安慰的地方都没有，为了不影响到同病房的其他病人，科室甚至不允许患者家属在病房里大声哭泣。 家在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中极其重要，多数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家里离世，但身患重疾的临终者需要专业的医疗指导，居家面临很大困难。

医护人员的人格权利在医患关系中呈现某种失衡状态，需要卫生部门与各级医院予以重视。

很多地方民营医院可以配备救护车，还有一些符合当地要求从而持牌的转运公司，也会通过出让挂靠资质牟利。 “（救护车小卡片）每个病床床头都有，厕所里、茶水间也有，甚至有些地方医生、护士的办公桌上也有。” 近年来，非急救转运业务需求不断增加，除了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还与分级诊疗和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衡相关。 大机构望而却步，“A地政策支持，好不容易拿到牌照，但做不了B地、C地。”

“妖精女孩，因过度在意他人评价而深陷厌食症的折磨。活在自我形象的无尽焦虑中，试图追求他人眼中的‘完美’。” “你们是不是要办幼儿园？”夏川在病房见到一个10岁患者时跟护士长开玩笑。陈珏见过最小的门诊患者只有7岁，芭蕾舞老师嫌她胖，于是她开始减肥。 饿了大半年以后，沈思宁开始暴食，连续吃了11根冰激凌，睡觉都梦到食物，甚至想“干脆把自己吃死算了”。 在家庭治疗师看来，姜楠减肥是对抗父母。“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折磨和虐待自己的身体，其实就是在向父母表达愤怒。”

“在澳洲乡下，有的人要开车三百多公里去看医生，有的人看家庭医生要等一个多礼拜，最后只能见到护士，因为医生根本没时间。所以澳洲需要大量的医生，这是刚需。” 医生执照的跨国认定就好比旅游签证，既不对等，也不平等。“越是对医疗服务定价高的发达国家，对医生的准入要求也就越高，二者是成正比的。” 作为出海先行者，爱菲医院目前还没雇佣一位中国医生：普通医院医生的语言以及其他能力难以胜任，三级以上医院医生能力足够，但是出海意愿不大。

2023年末，全国卫生技术人员中，医护比不到1∶1.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意见，要增加护士配备，逐步使公立医院医护比总体达到1∶2左右。 “互联网+护理服务”可以通过大数据实现护理人员、居家老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智能匹配、实时联系，为老年人提供“线上咨询、上门服务、科普教育”等一体化的护理服务。

我的脑袋上钉了六十粒钉子，形状和订书钉大同小异。过了一段，一位严肃又职业的护士每次三十粒地生生拔掉了它们。撕掉头上的胶布之后，我浑身颤抖大概半分钟，可能像一头小牛降生时那样颤颤巍巍。 手术之后很久，恐惧偶尔会袭来。它无形，很快就会消退。不管怎么说，《开颅》里那些勇敢的年轻人绝对是我的榜样。

除此之外，互联网上争论不休的是：这个“恶魔护士”仇婴以至一次次杀婴的动机及其背后的价值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人的内心世界虽然隐秘，但价值观的形成与变化不会无迹可寻。在探讨让“恶魔护士”杀婴发生的制度问题之外，这个问题同样不可小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本源。因为任何制度的正常运行，都建立在对人的道德水准与价值观一定的正常期待之上，制度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谁会去利用这些漏洞，需要看其动机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