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情好的时候，投顾销售们出门都得背五六个手机，争分夺秒地回复客户信息。 第三方投顾公司已经经过漫长的进化，成为一门毛利堪比茅台的生意。 诱使散户高位接盘，被行业称为“抢帽子”，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 “这个行业一直都在摸石头，但是没过河”。

学术界很多现象都在走向极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学术界比过去内卷太多了。 在生活和学术之间，我觉得生活更重要，除非你是一个天才，能做出像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石破天惊的突破，那无所谓。但是有几个人能成为爱因斯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从更长时间维度来看，现在大家争来争去的职称、“帽子”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这些人即便有很多人著作等身，其中50年后还会有人看的作品一定是极少的，我对自己也没有这个信心。

很多时候就是，或者说你必须就是用一种直觉在写。如果你有这种宏观的感觉，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个写作的状态。作家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他不能完全凭借一种评论家式的眼光去写作。 我觉得这一定得是两顶帽子。所谓的creative writing，其实仅仅是教你的编辑能力，而不是一个就是你写作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身边的这个，我的这些朋友真的都是很厉害，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作家，然后这些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写得很糟糕。特别是像我这样可能写了很多年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自己去保持这种有点像是初心。你要保持这种最开始的这种气，就对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小说，对自己的这种创作，你是有敬畏感和这种就要随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写得越久，你会不自觉地可能对它有一种我可以控制它的这种幻觉，然后这个感觉是非常糟糕的。可能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就是一种，我觉得不是说我不能把它想清，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拒绝，自己在一个很清楚的状态下去写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等于是我觉得其实是另一个线，另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跟你真正就是进入写作的这个身份必须得是分开的。

广大网民在吃瓜的时候，不要看到“实名举报”几个字就激动地转发支持，还是要多听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举报，用常识去做些分析，看看举报的事情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猫腻。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身为检察官，也是法律从业者，自己离奇的要求没有得到司法支持，就公开举报参与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甚至扣上“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指鹿为马的保护伞”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恐怖。

一些青年教师焦虑的源头，在于想成为“帽子人才”，或者需要有“大树”罩着。而依靠“大树”，也意味着部分学术自主权的让渡。 那些既不追求“帽子”，也不依靠“大树”的教师，也面临职称晋升、经费等各种压力。

赵鼎新最担心的是，如果将来有什么变故，“这样小心培养起来的学术氛围会变”。 “相比教课教得多好，研究做得多扎实，它更看重的是能够发到高水平期刊，能不能拿到人才的帽子，能不能获得重大的项目，这些能够体现到评估的表格里面的东西。”

清华大学一年的办学经费就达410亿元，全国有二十多所高校每年的办学经费都超过100亿元。相较之下，如果没有其他来源，就是算上学费等收入，福耀科技大学每年也仅能投入6亿到7亿元办学经费。 几年前一次会上，有校长讲，教育家办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差异化发展，大同小异而已，差异大一点可能就被扣上不规范的帽子，所以差异化更多的是课余时间的事。

一名学生是否患有心理疾病，需要一纸测评，更需要学校与家庭的全面沟通，还需要学校与社会各方的协同联动，综合评估才能准确评判。

“其实得没得肝病，我一眼就看得出。得了肝病的人，通常脸色发黄、没精神，人比较瘦，接触多了发现他们饭量也偏少。”

讽刺的是，在一度登上热搜的“高铁上卖卫生巾”话题中，一批人发小作文扣大帽子，将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变成“不卖甚至不免费提供卫生巾就是侵犯女性权益”的“站队问题”；如今真正遇到“确实买不起，只能用别针固定散装卫生巾”的情况，这批大V又无视这一事实，反而霸凌真正的弱者，可见其虚伪已到了“不谈事实，只问站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