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再次显示，在现实中“借婚姻索取大额财物”的“彩礼纠纷”有不少已经涉嫌婚姻诈骗。一方面，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以约束这类现象；另一方面，公检法机关也应加大力度打击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让法律长出牙齿，震慑居心叵测的奸宄之徒，建立正向的循环，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保护各方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小伙缴纳3万元服务费后，便可到红线团办公室与女孩见面。如果全流程服务，从见面到结婚，红线团收取30万元左右。 “只有一单报案时，比较难区分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诈骗，女方是感情不和回娘家还是诈骗完成要逃跑。” 这起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74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男方被骗取的财物，应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答复里“尽量让双方当事人深入了解彼此后再来登记”的措辞也显示，比起“离婚冷静期”，当今的婚姻恐怕更需要“结婚冷静期”。在这个“冷静期”内，男女双方都能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充分地了解彼此的真实情况，在权责对等、权利均衡的原则下决定缔结婚姻，激发人性中良善的一面，抑制“婚姻诈骗致富”的人性黑暗面，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更加贴合婚姻制度的本质与初心。

本案中翟欣欣提出的调解请求，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应被接受。既然翟欣欣已被刑事立案，那么苏享茂家属有权起诉到底，维护受害者利益；公权力也有必要继续追查翟欣欣身后大概率存在的诈骗团伙，严惩这些利令智昏之徒，同时找出其他可能存在的受害人，敉平他们的伤痛，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

本案有涉婚诈骗的嫌疑，也有家暴与纵火等情节，绝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矛盾”那么简单，从头至尾还有诸多犯罪嫌疑与事实细节有待厘清，公权力理应严肃追查，不应轻轻放过。民政部门“探索建立婚姻领域个人信用制度”的表态确有其必要性：针对骗婚等行为，不应该容忍这些幸进之徒继续玩“低成本高收益”的游戏了。

如果诈骗者仅仅“巧取”一纸婚书就可以“豪夺”被害人一两代人辛苦积攒的财富的话，那么这无疑是对公民人格财产权的践踏，也是对婚姻家庭价值观的侮辱。翟欣欣被刑事立案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公权力也应调查其除敲诈勒索罪之外尚存的诈骗罪嫌疑，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捍卫婚姻家庭价值观。

11月11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网上团购越南新娘”的做法涉嫌违法，可能涉及拐卖或婚姻诈骗，公安部等部门将严打以涉外婚姻为旗号的非法盈利行为。此前，外交部曾提醒中国公民谨慎对待境外相亲信息，防止自身权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