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状态是在一个城市定居的人就拥有这个城市的市民身份，常住人口就是户籍人口，不应该有“人户分离”的问题。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生活与纳税，理所当然具备这个城市的市民资格与权利，义务和权利理应对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权利拓展问题。 年轻人固然向往大城市，其实大城市更需要年轻人。没有外部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大城市的繁华是不可持续的。

西班牙史上最致命洪水已造成217人死亡。过去一周，伤亡数字仍在更新，风暴中心巴伦西亚搜救工作不堪重负，约19万居民陷入泥泞，恢复遥遥无期。当地上次山洪发生于1982年，造成20余人遇难。这场酝酿半世纪的暴雨，为何被低估？ 引发洪水的“达纳风暴”，易发于沿海山区。包括巴伦西亚在内，西班牙多座沿海城市风险极高。流经市中心的图里亚河，曾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威胁。为了排除洪水的隐患，1972年，巴伦西亚将其改道至当时人烟罕至的南郊。此后数十年，城市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对洪水的警惕却没有跟上。2007年以来，欧盟和西班牙不断改进洪水区评估、利用相关立法。然而已经建在洪水区上的城市，只好小步腾挪，逐步降低洪水的危害。

大城市化意味着父母离开农村、小城镇与中小城市，去大城市工作与生活，这些家长在当地都算得上能人，相当一部分能在新的城市置业，并把孩子带过去，更不要说越来越多的地方租房也可入户，这些孩子就会在大城市读书。这当是县域优质生源流向大城市的主要机制，大城市中学“掐尖”所起的作用当是次要的。

1931年中国江淮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水灾，造成两百多万人死亡。“城市向我们出售了一种现代主义幻想，即我们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学者陈学仁认为这是导致当年洪水的原因之一。90年前的水灾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启发：现代城市创造了新形式的洪水灾害，人们想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最终却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尤其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人类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自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他肩负亲身的经历、父辈的记忆，连同成年后外出务工打拼的生活碰撞，若干年后带着混杂的目光回到家乡，因此绝不满足于记录表象的异样风光，而是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下探讨牧民的精神变化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湖泊、湿地、河道等作为天然的“蓄水容器”，可以调节径流（指由降水形成的、沿着流域不同路径流入河流、湖泊或海洋的水流）。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些天然的“蓄水容器”被填埋、侵占，影响了对径流的削峰、错峰调节作用，更易导致城市内涝灾害的发生。

过去三十年间，在大多数国家，城市青少年的身高优势与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相比都变小了，不少发达国家的情况甚至发生了反转；另外，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里超重和肥胖人数的增长也与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定的关联。

我有一个妹妹在浙江，妹妹的孩子跟我的孩子算是特别亲的二代亲，但是一年到头最多见一次面。这种跨时空的距离感，也就是中国城市化带来的开放和流动的宏观结构。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每一个家庭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自主的单元。获得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对传统意义上的家族亲缘的经济依赖性就已经失去了。 00后是互联网元时代的一代，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一个人过日子，不需要太多的社会交往，也能过怡然自得的生活。 青年断亲不是社会问题，也不代表着社会进步，只能说它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结果，不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它们所彰显出的问题意识与情感表达已然与上一代电影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标志着19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渐渐形成了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模式。 与上一代艺术片导演“出走”家乡的欲望相比，年轻一代的导演在创作上纷纷选择了“回归”，他们试图在家乡的风物和方言的韵律中寻找自我，这或许也是一种后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的集体症候。

学者赵益民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应避免线性化的思维方式，默认只有一种可以接受的城市空间形态和景观特征，清理所有不符合景观需求的建成环境和日常生活空间。还应思考“正规”和“非正规”的界定标准，并且避免正规化的目标把所有异质性元素都纳入到单一维度的想象之中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