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益民：拆旧建新之外，城市和城中村想象的其他可能

原创 2023-03-20 南方人物周刊

学者赵益民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应避免线性化的思维方式，默认只有一种可以接受的城市空间形态和景观特征，清理所有不符合景观需求的建成环境和日常生活空间。还应思考“正规”和“非正规”的界定标准，并且避免正规化的目标把所有异质性元素都纳入到单一维度的想象之中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倪瑜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欧阳诗蕾

责任编辑：周建平

康乐南新街，一个拆除中的顶楼工厂（张志韬/图）

2022年底以来，广州、清远两市推出相关政策推进中大纺织商圈产业转型升级和有序转移。位于商圈一带以康乐、鹭江等为代表的城中村的更新改造备受关注。

当下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模式是拆旧建新——村落原本的建成环境被完全拆掉，地产开发商入场，本地人获得赔偿和回迁安置，原本租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则迁移到离城市更远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的研究领域是空间政治和城市政治经济，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是他长期关注的重点。“可能把城中村视作脏乱差，认为必须一拆了之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想象的匮乏。”他说，“在我们的城市变迁里，更多的是城市主义变成了唯一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还在现在的城市资本积累的模式里，决策主体的切身利益还与土地市场紧密联系，城中村的拆迁大概就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和他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的形成、作用与转型，以及城市产业升级中快速扩张的正规化趋势。以下是对话节录：

城市与村庄的关系不止“城中村”一种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讲到城中村的形成过程，从形态而言，“村”是怎么被城市包围起来的？

赵益民：城中村的形成跟城市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地方的城中村之所以变成城中村，是因为城市向它们走来了，村民们和村庄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他们周边的建成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些村子就变成了城中村。

如果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之所以有城中村这样的景观，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安排，这在珠三角非常明显。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空间快速扩张，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回应空间的外溢。

但城市空间要正常运作，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巨大投入。那个年代的城市政府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充足的收入，为了节省开支，征收农民土地时，征收的是价格低很多的耕地，村民们的宅基地暂时不动。村子周围的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建起高楼，村庄也逐渐被城市包围。

南方人物周刊：在村庄形态变化的过程中，村民和村集体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赵益民：在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去承担的另外一个重要事项是失去了耕地之后农民的生计该如何处理。如果没有妥当安排，这很可能酿成潜在的社会风险。所以他们需要借助村集体的力量。村集体的历史起点是生产队，农民们集结成一个集体去从事农业生产。

现在没有地了，村集体该怎么办？广东探索出来的方式就是把原先的村集体从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转变成经济组织。大家现在看到的村集体都是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社，这就是村集体自身属性的转型，转型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原先城中村里的社会连接不至于断裂。村集体转型成经济联社后，通过运营资产或者物业能够为村民们每年的收入、社会福利和保障兜底。可以说这是上级政府和村集体、村民形成的一种新的契约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模式，生产队和经济联社是紧密衔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