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江浩然坦言，这是疫情后他被采访次数最多的一次，采访的问题则聚焦在三方面：民营经济、消费与AI。 民营企业家其实觉得，杭州有种“野生创新文化”：创新者们无需因“非主流”选择而担忧，这座城市对创业者们的支持是包容的。这种支持，体现在各方面的容错机制中。

目前对赌协议运用已经呈现过度化趋势，甚至有滥用风险。风投有异化为“类债权”投资的趋势，甚至被戏称为“变相高利贷”。 在对赌协议中，要求创始人个人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界定和完善的配套机制，可能对创始人个人的权益不公平。 设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是解决对赌回购问题的重要一步。加快个人破产法的立法进程，能为创业失败者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减轻创业者的个人债务负担，合理规避“终身负债”风险。

失业者寻找慰藉，求职者追逐梦想，创业者寻找人才，青年学生为未来努力备考……他们在上海图书馆抵御寒冬、蛰伏等待、重启人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百富榜上一半企业家五年前还没有上榜，近八成十年前都没有上榜。这说明中国的财富创造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第一代企业家的学历可能是比较低的，靠勇敢、靠机遇闯出来。但是现在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很多是名校毕业生。” “现在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黄金的创业时代。正因为经济不太景气，技术同时又在深度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消费习惯。”

和过去相比，新一代台湾青年创业者在大陆面临哪些挑战？他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创造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呢？ 台湾的技术如果想来大陆落地，找到熟悉本土的合作伙伴肯定更具优势。同样的，大陆本土企业也有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可以借助台湾作为支点。所以说，两岸其实是互补的，有很大合作空间。

企业怎样才能持续创新？近百年来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们不断给出自己的答案。 “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从模仿先开始的，泰康就是从模仿创新走向制度创新的企业。创新的两个关键词就是‘便捷、实惠’。”陈东升说。 陈东升是“92派”企业家中的领军人物，从成立拍卖公司嘉德拍卖，到创立世界500强企业泰康，他始终形容自己是“书生创业”。比如他喜欢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直到最近，他将其30年的商业智慧，凝结在自己的新书《战略决定一切》里，他希望新一代的创业者们能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养分。 “以前走进书店，我通常不会关注经营类的书目，因为中国企业的创业史太短暂了。”那些动辄百年的国际巨头，才是陈东升的目标。但仅凭模仿，并不能让泰康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世界500强。 如今，传统寿险正经历新的变局，业务上陷入承保放缓和投资收益下降的双重困境，陈东升判断，传统寿险业“负债+投资”的二维结构模式面临重大挑战。于是，泰康将虚拟保险业务延伸到实体的医养康宁服务领域，在传统寿险结构中加入医养康宁的“服务端”，形成“支付+服务+投资”三端协同的新寿险。这是纵观全球业界，前所未有的尝试。 陈东升的目标只有一个，要用这场全新的商业探索，为寿险这个历经数百年的行业找到一个新方向。

当时那拨创业者在公司估值较高时，都会签署回购条款。尤其当业务发展得比较顺利却缺少资金时，“这一阶段都会愿意冒险一些”。 公司完成减资程序，是进行股权回购的前置条件。“这对债权方是不利的，债权方可能会起诉公司。因此才逐渐演变成创始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创投需要允许失败，但国资的重点是保值增值，每个项目都不能亏，亏了领导是需要担责的。”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是开放的结果。首先是对外开放。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从国外传入的，早期互联网创业者包括一批海外留学归国的中国学生，还有关注国外互联网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也吸引了大批的国外资金，投资中国互联网市场。 还有内部的开放，也就是鼓励创新，尽量减少管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之初，可以说是“野蛮生长”，基本上没有事先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