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冯立曾撰文总结英国汉学家鲁惟一的学术贡献，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为其一。其二是鲁惟一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教学研究七十余年一直笔耕不辍，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的顶级学者。其三，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文化使者，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翻译介绍至西方。 鲁惟一认为，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也许我在未来十年，会开始写写我的‘负面人生’吧。”2021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地主办的乐黛云新书研读会上，这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曾朗声宣告，未来她的个人书写或许会触碰到回忆里最真切的部分。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在人生的后半程始终怀揣着“未完成感”。 当时在座听众的期待，在2024年7月27日凌晨画上了一个句号。就在巴黎奥运会拉开帷幕的同一个清晨，乐黛云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在对乐黛云的生平介绍里，最常提到的莫过于她是1970年代北大恢复招收留学生后第一批教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之一，且在开拓比较文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推动“跨文化对话”上成就斐然，与学者汤一介伉俪情深。而她对“欧洲中心论”“东风压倒西风”和“东方中心主义”的批评，“革命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的转折，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新知的求索，以及不沉湎于苦难亦不掩藏傲骨的个性，外界知之不多。 不过，乐黛云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都深受她的感召：“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力量。”对今天的很多背负生活压力、习惯向内收缩的年轻人来说，乐黛云的乐观和坚韧太宝贵。 与我们采访她的2021年相比，当前的世界局势越发波谲云诡。能够看到东西方思想各自的根源和光亮所在，并极力促成相互对话，更是这个时代值得珍存的价值取向。 “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这是晚年乐黛云的自我评价。她“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这也是我们重发此文纪念她的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2021年6月。

多年来高先生不但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良多，经他穿针引线而促成的文化盛事更不知凡几，例如抗战时期为协助赛珍珠推广中国戏剧到百老汇而翻译了老舍的《桃李春风》；介绍张爱玲跟夏志清相识；为白先勇翻译《台北人》担任导航手等，因此，高克毅不但“志高”气昂，更堪称“文化高士”而无愧。

纪文凤将敦煌看作香港的“前世今生”，因为两者地理优势与历史背景相似，各自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低语境文化：人们在交际时，大量信息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承载，信息含义通过语言可表达得很清楚，暗示信息较少，沟通者不需依赖环境去揣摩推测。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22日《南方周末》）

在季羡林看来，乐黛云是一个经历波澜壮阔的奇女子。但她从不沉陷于过往的苦难与斑驳，也拒绝被冠以“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的名号，而愿尽其所能在中西文化之间搭桥，帮助年轻人拥抱理想和追求价值。

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纠结“媳妇母亲同时落水问题”，因为中国人离不开妈妈。我们到底有多离不开妈妈？

何物“雅歌”？怎么竟然会引发海内外诗人歌者如此的诗情雅兴，歌赋连连？这“倾洒关山路”——近期频频在欧洲、新加坡、美国演出引发风潮的“中国雅歌”，究竟“痴心”何在呢？

在意识形态纷争日趋激化的今天，“中国”与“西方”越来越简化为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也沦为粗鄙的文化战略，这也使得对中国自身思想传统的强调难免会被“利用”或被“误解”成对普世主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