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搭桥者与铸魂人 | 封面人物

乐黛云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同理心和想象力，她是忠恕之道的完美典范。今天的年轻人因为受到太多干扰，很难做到“兼听则明”。但乐黛云身上体现着一种坚韧的价值追求。人类面临全球变暖、流行病、环境恶化、收入不平等、大规模物种灭绝、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单赢模式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一场人人皆输的游戏。我们需要的不是西方化或东方化，而是东西方化，乐黛云就是最好的例子。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中西比较哲学学者安乐哲
保姆兼工作助手刘美珍最喜欢学者乐黛云的一张照片，是她的自传《我就是我》封底的那张：乐黛云左手叉着腰，胯微微顶着，右手自然搭着路边的指示牌，眼睛直视镜头。和旁边的自白文字气质高度吻合：

我以自己的生命在浑浊的时空中，

将各种点点线线莫名其妙地联成一片，

造就了我的历史，

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我就是我！

“多豪迈！”在乐黛云身边待了几十年的刘美珍啧啧赞道。
一米五上下的个头，风风火火。上世纪末的北大校园里，乐黛云总爱穿着水磨蓝的牛仔风衣或是鲜红的上装，骑着一挂加重的自行车；每每去中文系上班，总要越过一个不高的小假山，上完课之后还把它推过山。六七十岁时还经常出国访学，被导师王瑶戏称为“空中飞人”。
到晚年罹患腿疾，长年在轮椅上度过，对一个习惯在外奔走的行动派，怎么也算是狠狠一击。更不用说一生挚爱、哲学家汤一介，在六年前撒手人寰。但乐黛云仍然像个暖暖的发光体，学生遇到难事，总能从她这里获得慰藉与指引。好像90年前西南边地明媚的阳光洒在她身上，照耀了她一辈子。
那不是“事了拂衣去”的超然，而是一种“表里俱澄澈”的开明。不说话时，她习惯头微微朝一边斜着，时间长了手便托着腮，春风般漾开的笑脸满满的福相；一开口，仿如从口腔后部发音，吐字温和而又铿锵，即便是说起再大的坎儿，眉头微皱过，嘴角又一扬，一口洁白的牙如乖孩子似的在嘴里排得齐整。
“假的，呵呵，这年纪哪还有好牙。”她向赞她的年轻人说出真相。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称这位年长他八岁的前辈不做作，较少“面具意识”。用乐黛云自己的话来说，“情绪型、易冲动、不善计谋。”这性子也令她饱受风暴席卷、打击，二十余年的光阴扔在荒山、水田和前路茫茫里，一度心向五柳先生。
年过半百之后，云开雾散，她远赴哈佛求取新知，重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为当时板结的学术状态注入活力，此后提出“新人文精神”，推崇跨文化对话，打造心目中“和而不同”的理想世界。
学者陈平原说她，“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一路狂奔，再也不肯撒手。”

“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青年学者张锦十多年前刚考上乐黛云的博士生。她一直留着一封老师给她的邮件。“乐先生那时已经快80岁了，她跟我说她年纪大了，可能在功利的事情上帮不了我多少，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
看到这句话，张锦有点懵，那是在她25年的人生词汇簿中从来没有过的句子。“它是那么真切，甚至牵动了我对曾经生活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文人对世界和人类热情的想象。”
想象与现实都真切地存在过。
乐黛云生于贵阳一个富足的文化家庭。有一个爱读济慈、华兹华斯，手提文明棍，拉提琴，换邮票，在报上骂军阀的新派父亲；母亲是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常以《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自况。但在那美丽恬静的童年牧歌生活里，母亲也时刻教导乐黛云自立自强，让她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

▲ 1935年，乐黛云与父亲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她因此坚信一个人活着应该有目的，有贡献，“不能关起门来活一辈子。”
尽管双亲疼爱，那股“要冲出门去”的火，还是在17岁时烧得炽热。
她被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五所大学录取，一心念想的却是离家最远的北大。
“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只是痛恨衙门。每年去官府替父亲交房税、捐地税，烦透了。”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在她看来，多么正义、英勇。浪漫新奇，又神秘。
几经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胁，父亲终于同意她离开贵阳，但只能到南京上中央大学。还是母亲更体恤和理解，给了女儿10块银元，默许她到武汉后改道去心仪的“梦校”，她一路颠沛，终于迈进京城之门。
那是1948年，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剧情开展的年份。半个多世纪后，乐黛云一度每晚边泡脚，边追这部剧。别人看的是敌对双方的殊死较量，她咀嚼的，或许是自己如火般的青春。
爱读《简爱》《无名的裘德》和俄国小说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文系。不料入学考试的一篇作文《小雨》获得沈从文青睐，点名她读中文系。正规的大一课程仅仅维持了五个月，却够她品上一辈子：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的说文解字、齐良骥的西洋哲学概论，各有所长，妙趣横生。
上废名的课，乐黛云最喜坐第一排，盯着先生那奇古的面容，浮想联翩：

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只“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

1949年1月以后，年轻的乐黛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为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附近，她和单线联系的“上级”常在深夜月光下，借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心潮澎湃。
他们还曾受命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乐黛云去到的正是沈从文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
因为表现良好，她曾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刘少奇献花；“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

▲ 1950年，在布拉格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上（前排右二为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很快到来。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她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待了近20天。
抵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下榻的国际饭店。可当晚10点，按捺不住的乐黛云和团友柯在铄还是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他们一口气跑到列宁墓，乐黛云在偶像的墓地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

▲ 1950年在莫斯科列宁博物馆（左一为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她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张沛提到导师当年怀着英特纳雄纳尔之梦，“虽九死犹未悔”，颇为感慨：“乐老师跟我说过，1941年贵州大轰炸，她不到10岁，身上背着竹篓，里面是她弟弟，她一路奔跑躲避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那种家国情怀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少年时期的理想，青年时期的实践，已经深深烙进了她的精神生命里，无法摆脱。”
轰轰烈烈的欧洲行结束，办事处主任吴学谦告诉乐黛云：“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那是无数青年心中向往却不可得之地。但乐黛云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之后，她在北大求学、工作、退休，除了下放岁月外，一生再不曾离开。

“归隐”之念

美国历史学者、半生好友舒衡哲（Vera Schwarcz）称乐黛云为“左派”。“这不是政治上的指涉，而是一种坚定。哪怕后来她的学生都有些颓废的转折时期，她依然对中国前景怀有信心。你说那是信仰吗？很难这么定义，我更愿意说是忠诚于她内心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敦促她一直保持行动，一直要做事情。”
要做事情，而且往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