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正是当世罕见的对经济和情操都有深刻研究的集大成者，是斯密思想在当代的真正继承者。

“知青”与“回乡青年”，代表着在1950年代初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反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回乡青年”不仅在身份上居于劣势，而且话语权严重失落。

“我觉得过多地玩影射、玩小聪明，都没有什么意思，关键是它隐藏在后面的东西，要沉稳、要有分量。” “作品在没有被读以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与和平》在没有读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名著的符号和标签。你没有真正读过托尔斯泰，你们家的书橱里虽然有《战争与和平》，它也没什么意义。”

谢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考明末清初这一阶段遗民和贰臣的所经所想，描摹他们的追求和幻灭，再现信仰与私谊欲兼容又冲突的种种困境，这一切都在谢先生笔下慢慢铺开，既有对前辈学术遗产的继承，也有自己孤灯下默默不懈的探索。

所谓的“学阀”现象，实际上根植于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之中。 1984年，作为刚获得法国社科界最高荣誉的学术巨擘，布迪厄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人》中却对当时的学术界进行了激烈且彻底的批判，可以说是毁灭自己赖以成名的根基。

叶嘉莹曾对钟锦说，词的美感特质她在大的方面都研究过了，但是诗的美感特质比较复杂，她一直还没顾得上。“如果她把精力放在诗学上，我觉得她一定还会写出更启发学术的东西。”钟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和我现在比，把我生活用不着的一笔钱捐出来，我更看重的是1979年回国的那个选择。” “当她真的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全体起立，很多人都自发地泪流满面。先生说：‘我现在年岁大了，未来诗教的传承就靠诸位了，谢谢大家。’”

知识分子即使不再处于时代的中心，被排挤到深山，但他在深山仍然应该像一个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 人伦之殇就像是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结果人伦之情又会在人们的内心复苏。或者说，人伦之情与中国人的灵魂纠缠在一起，它总是会牵连着你的。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对我的父亲都是充满着感激。我一直认为高中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高中之前基本上是懵懵懂懂的，我对知识的追求和性格的形成，几乎都是在高中阶段。如果当时没有我父亲的奔走和努力，这个高中是肯定上不成的；如果没有上高中，很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我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再考入大学，我一生的道路可能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每个人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些东西是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但如何顺势而为，尽量做到最适合自我的人生方式，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常因新发现的石刻材料得以纤毫再现。我们难以回到历史的发生时刻，但通过实地寻访、考察、考证石刻文物，我常有回到历史现场，与古人对话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