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不敢和你开视频，我没有脸见你。”颜文磊曾发文字信息给妻子。在王星遭遇人口贩运的新闻曝光前，妻子称未发现颜文磊在境外的工作内容有何异常。 演员赴泰前，招募方会建一个微信群，群内有5-8个账号。“Chloe”“颜十六”“歌莱美传播-Belia”“洛洛”“霖霖”等账号在不同的群里重复出现。 电诈引发的人口贩运是典型的集团犯罪。受害者接受的强迫劳动，可能包括招募更多受害者。但也存在自愿的招募者，事后以被强迫为由逃避处罚。

我觉得就是这个县城它本身就是像我想它是一个小的城市，所以它有一种舒适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大多数的人还是有他的特权在县城里面。然后甚至他的这种特权，这种舒适感可能会比在城市里面的人的这种舒适感还要高，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这种社会网络。 但与此同时在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有他多多少少的这种存在主义的危机。这些人已经从他们的土地上，跟他们的土地割裂了，就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前现代的状态。（但）它又不是这样子一个过程，他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土壤上面，这个在街道上面。我觉得这种暧昧性，就是可能大家在一个中间地带，它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样一个地方。 因为确实他在这种很纠结在一起的，很错杂在一起的人际关系里面。但是它们这种挤在一起又是不相容的。就是看似亲热亲密，但是它其实又是不可相容、不可相知，甚至是不可交流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一旦有一个爆发，它就是一大片的这种，就是大家都会被影响、被损伤，被陷入这种绝境里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物、社会阶层，然后生活的状态以及每个人的心里的那种忧危和它的不同的这种存在主义的这种危机和这种挣扎。

很多时候就是，或者说你必须就是用一种直觉在写。如果你有这种宏观的感觉，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个写作的状态。作家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他不能完全凭借一种评论家式的眼光去写作。 我觉得这一定得是两顶帽子。所谓的creative writing，其实仅仅是教你的编辑能力，而不是一个就是你写作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身边的这个，我的这些朋友真的都是很厉害，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作家，然后这些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写得很糟糕。特别是像我这样可能写了很多年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自己去保持这种有点像是初心。你要保持这种最开始的这种气，就对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小说，对自己的这种创作，你是有敬畏感和这种就要随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写得越久，你会不自觉地可能对它有一种我可以控制它的这种幻觉，然后这个感觉是非常糟糕的。可能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就是一种，我觉得不是说我不能把它想清，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拒绝，自己在一个很清楚的状态下去写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等于是我觉得其实是另一个线，另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跟你真正就是进入写作的这个身份必须得是分开的。

它首先就不可能不是方言，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叙事，然后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他就是说四川话的人。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本来的机理，就是必然发生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觉得从《我们家》到《平乐县志》这个变化，是我感觉《平乐县志》里面，我其实是往后退了一步，我的这个方言可能它不是那么方的方言。我感觉我是在找一种方言和古典古汉语，就古典叙事之间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按三言二拍里面这些，它也是很方言的。就这种很多我们感觉这种古典式的叙事，古典的这种古典白话的这种叙事方式，它其实也是有很多方言在里面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混杂的方言的方式。 那么我的故事里面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必须要是他们说话的腔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得不让他们用这个腔调来说话，否则就不是一个我所理解的一种真实或者是有机的对生活的还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自然的角度，从素材反过来推定这个形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必须得是这个形式。这可能是就是变成了一个我的写作语言。

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先写再求证的这种关系，就是我一般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写，这个可能跟记者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我感觉就是把我自己从我想要表达的这个世界里面割裂开来，就是我好像突然是一个局外人了，我去采访别人，然后别人用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权力的关系在里面，然后这个东西让我不是非常舒服。 所以我会自己在这个小说的内部去根据他这个小说我所理解的这些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他这个世界就有一种自动运行的这种，它是一个有机的运行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我尽量去找出它的一个有机的一个轨迹去写出来。

我觉得80%、 90% 的人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子一个状态，觉得说我想要去做对的事情，但是我想走捷径，我没有对自己这种狠的东西。 就我们试图在我们自己能看到的这个，我们自己的Outlook，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理解里面去试图做对的事。但是我们的这个试图，我们的努力又不是真的就是可以努力到那么多，大多数的人都是。 所以我其实觉得傅丹心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可能是在我故事里面最接近就是普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这个普遍的状态，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和受害者，同时都是在这个视角里面。

我想象中的平乐镇应该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它的原型是我的家乡郫县，就是现在叫郫都区。随着我自己写这个故事，写这个虚构的小镇，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平乐县志》里面的这个平乐县就是从虚构和真实的世界里面，时间都在往前走。 我不太会去即刻写一个即刻发生一个事情，然后即刻去写它，我是需要这个滞后和这种沉淀，和这种自己的消化的。如果我一直都住在郫县或者住在成都的话，我大概是不会写《平乐县志》的。我觉得这种你住在那的，你会得到的这种即刻性，它反而可能会消解一些写作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郫县或者是我理解的这个场景，那就是它说小了当然是郫县，说大了其实就是我的中国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个体验可能是跟我的中文的人格和我的中文的作家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我对于故乡的这种思念，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怀乡的这种。而且这个怀乡一定是有过去式的，就是怀的是那个过去的故乡。

“用中文写作时可以想象我的读者。但是用英文写作时，我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恐慌——想象不出读者的样子，TA肯定不是白人，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人——没有面容没有身份。我也不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只是一个暂时困在那儿的人，假想读者成了我最大的问题之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刚好在这个时候，他重新种起了菜，过上了自耕自种，自吟自唱的田园生活。正像是在那风雨来临之前，鸟儿们都飞到了林子里去。

钟女士一直说她和高先生是有缘分的，评价说：“还是我孙女婿好！不像其他外国人，那个眼睛蓝幽幽的，好吓人。我们小高长得一点都不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