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

若是从“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负其责”之原则出发，对所谓劝酒行为，是应该做进一步解析的。开席，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算不算劝酒？口头上的劝酒，如说一段祝酒词，然后要求两人干一杯，算不算劝酒？碰杯之后，说“感情深，一口闷”，或说“我先干为敬，你随意”，算不算劝酒？这些是酒席上常见的场面，逻辑上当然算劝酒，但要求劝酒者承担被劝酒者醉酒死亡的责任，是很苛刻的。因为被劝酒者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喝与不喝、喝多少，最终是由他本人决定的。至于说“盛情难却”或“抹不开情面”而不得不喝，其实内心不想喝，那并不是物理性的强迫，不能界定为“强迫性劝酒”。 相对而言，灌酒则是物理性的强迫，被灌酒者若出现身体状态，要求灌酒者负责是合理的。

全社会对“性骚扰”重视起来，警惕起来，是一件好事。但任何警惕与防备，一旦超过必要限度，就必然让人感觉时时畏惧，处处掣肘，不光男人觉得不自在，女性权益也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保护。比如，当一位女性陷入危险时，男性会不会因为害怕被说成是咸猪手，避免身体接触，而逃避对其进行救助？“扶不扶”摔倒的老人居然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两难，这个教训应该是深刻的。

在喝酒这件事上，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本人最充分地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没有隐疾、有没有服用不宜饮酒的药物、酒量有多大等，然后自主决定饮不饮、饮多少。 某个人醉酒了，同桌人或店家当承担合理的照看义务，应通知家人来接或送他回家，情况紧急时送医或叫救护车。如果没有尽合理的照看义务而导致醉酒人受伤或死亡，这些人就应该负上一些责任。因为当事人醉酒后失去意识，独自行动会面临危险，分配给同桌人或店家合理的照看义务是必要的。

个体将安全责任尽数交付给他人或是共同体，也是在贬低人之为人的自卫能力与自由权利，反向造成“保护即占有”“为了安全放弃自由”的后果。自由并不免费，它的必要条件是个体能为自己尽到多大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由只有收益而没有代价，并且永远有人为我的行为兜底埋单”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国务院道交法实施条例仅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违法，海南省办法则规定“不得饮酒驾驶非机动车”，把喝了酒但是没有达到醉酒标准而骑自行车的行为也列为非法，这是对上位法的扩大化解释吗？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在律师孟粉看来，张国事后承认强制猥亵行为的聊天记录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张国当庭翻供，不影响该犯罪事实的认定。 周某当晚是否醉酒以及是否因醉酒失去意识，成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之一。张国及其律师主张，周某未因醉酒进入无意识进而不知反抗状态，但一审法院对此观点未予采纳。 在王某文的一位代理律师看来，王某文之所以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就在他脖子上留下的“草莓印”（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