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们，一定要明白：自己只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优秀者，即便拥有较佳通识和广泛兴趣，也只是对自己的主业给予加持，使我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把主业做得更专业。某一领域的知识精英，未必就是好农民，推而广之，在自己的非专业领域未必同样是精英。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大牛，在普通人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但看他对经济、社会的构想，大率经不起推敲，有些甚至显得可笑。

专业招生模式有很大弊端。入学前，学生对专业了解不多，对专业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家长的兴趣，从而有很大的盲目性。 通识课很容易变为“水课”。要吸引学生，就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如果学生不选，这门课程很容易就被教务部门砍掉；如果想实行高标准、高要求，就只能是那些学生不得不选的专业课。 “如果我们将通识教育看作是一门又一门的课程，这将是最不幸的。”因为各门课程不能自动构成一种整体，也不能达成培养人的思维模式的目的。

过去一年里，为了拿到更高分数，大学新生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竞争机会。陈安宁印象深刻，某次读书笔记作业，“要求三千字，有人写到两万”。 叶志明甚至想到了“打招呼”的问题。专业分流时，如果有人托关系怎么办。他干脆提请党委会，通过一项决议，谁打招呼，纪委通报公示。 日本取消通识课程的背景，也恰恰与经济复苏相关。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逐渐好转，社会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上升，且学生在入学时，就对与就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有强烈的学习需求。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28日《南方周末》）

大型住宿式书院，好处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受到通识教育的滋养，但需要消耗很多资源。 小型试验型书院有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学术水准很高的课程，课程安排、结构性好。但它具有一定的精英教育色彩，具有竞争性选拔机制以及种种倾斜性的政策安排。 新生书院是为了凸显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但代价是，人为进行阶段划分，强化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边界。通识教育的“全过程”“全阶段”育人理念难以落实。

回望8年经历，公益班更像是进行了一场开创性的探索实验，公益人才培养如何满足中国公益行业人才需求，应该进行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这些问题在采访中不断浮现，也成为公益班8年来实验的原动力。 教育模式如何复制、推广，是慈善公益班面临的难题。不得不承认，公益慈善教育嵌入高等教育的实践，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23日《南方周末》）

日前，丰巢“超时收费”事件备受关注，一封《上海中环花苑小区致丰巢公司的公开信》让上海首家暂停使用丰巢快递柜的中环花苑小区成为焦点，该文从企业经营、业务流程、通识逻辑等角度驳斥丰巢，并阐明诉求，被网友称赞“逻辑缜密，有理有据”。

每年秋季开学，各个高校学生群里总会有一些对“水课”的热议，其中很多“水课”属于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性不强泛泛而谈，没有学术意义，缺乏学校财政经费等支持……很多老师其实也不愿意承担通识课教学任务。 从2005年前后至今，过去15年可算是当代中国第一代通识教育。事实上，通识教育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积极探索多种模式的通识教育，实践重点也从体系建构逐步转向质量提升。 怎样让通识课摆脱“水课”标签？南方周末记者约访多名研究者、授课者，探讨通识课程改革的难点与通识教育的本质。

“有的老师会质问我们凭什么停了他的课，其实课上得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教学目标大家心里都有数。” 近期教育部关于教授三年内不教本科生退出教师队伍的要求，有可能适得其反，让教授开设更多通识“水课”来凑工作量。 重科研才能出成果评职称，是学术圈众所周知的事情。“最后上好通识课，成了大学老师教书的‘良心债’。”

在香港，呼吁检视通识教育的声音一直不断。通识科与社会事件紧密联系，落实时却存在漏洞，容易让别有用心者传播及渗透偏颇资讯，令部分学生受到“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