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在包刚升看来，是对全球化的反弹和人口结构的巨变所引发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描述发生了什么，二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

邓正来曾开过翻译课，却给学生们强调说，这门课不是翻译课，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也许可以说，按照流俗的评价规则，锤炼这种品格本身，可能就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