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谓蒋日记手稿本就是《西安半月记》的底本，逻辑何在？果真有蒋介石的“半月日记”，何不在西安事变后即予公布？又何必劳陈布雷专门“辟室”杭州，苦心涂饰、制作呢？

多年前在苏州文庙的古玩市场，我收下了一蛇皮袋民国年间的邮政资料，发现其中五份电报稿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整编东北军110师有关。这些电报拍发的时间是民国26年（1937年）六七月间，其中四份是从江苏铜山、睢宁发给镇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的，另一份是陈果夫发给庐山蒋介石委员长的。

张学良是共产党员？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张学良幕僚阎宝航之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的序言中，对阎说表示存疑，认为无法从文献上得到印证。

我们重新检视史实发现，如此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违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苦笑之余，也不免令人长叹，高层决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饱受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