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教师，可能出于感情或义气而把第三方的调查问卷让学生填写，那首先是滥用临时性的教师权力损害学生与家长权益的问题，突破了职业伦理的边界；其次也会有同样违反科研伦理的问题。至于调查问题中的问题诸如最底层“工作最不体面”充斥了对低收入者的蔑视，反而是最小的问题了。

要让年轻人不贪慕体制内，还是得继续搞精兵简政，在缩减行政审批/许可的基础上，减预算减编制减财政供养人口，并令同等学历或类似职位/工作，体制内最好比体制外收入稍低，因为体制内职业更稳定，这样既是共度时艰的体现，也才能建立正确的正向激励，让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外工作或去创业，从而助力激活中国的经济。

韩国“news1”新闻网梳理了该国医生自1955年以来进行的9次抗议活动，政府制定的政策每次都会因此而取消或修改。这也导致韩国医学院录取人数自2006年以来一直被限定在3058人。 在金闰看来，医学界反对扩招，更多是基于利益之争，“这些医生看似是在抗议当下的工作环境、时长和收入，实际上是害怕自己以后晋升、跳槽、单干开诊所时会受到影响。” “韩国总统基本上都是搞政治出身的，从议员一步步做起，经过层层选举才爬上高层，而政治家最擅长的就是平衡和妥协。但尹锡悦的个人性格以及检察官的职业习惯使他容易‘死磕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尹锡悦选择医改作为突破口其实是棋高一着，老百姓肯定乐意见到解决看病难问题，而反对党也不敢站出来唱反调。”

对明眼人而言，职业规划是一个不断聚焦的过程：“求学-权衡-选择”，最终选择最擅长的赛道。但对盲人来说，按摩店是最常见的世俗选择之一。 失明后，十多年按摩店的经历影响了任文峰的性格，敏感、自卑是他在“主流职场”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做咖啡师时，一些客人会主动攀谈，他只能以沉默应对。 孙静睿课程第二部分是技能培训，包括开例会、做记录、组织活动等。这些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内容，在孙静睿眼中却很新鲜，“在按摩店里没有这些”。 “回到按摩店还是因为安全感不够。”任文峰说，“很多工作不光是不稳定，更可能根本就没收入。”

写作就像在供养一个精神的孩子，需要有其他工作或收入来源。很多艺术门类也与此相仿。但也因为经历这些艰难，我深知用职业分贵贱的浅薄，我的导师就多年从事餐厅服务员供养她的写作，我最有才华的写作者朋友还有不少在艾奥瓦当司机。我们在艾奥瓦有句话：“你不知道给你端来咖啡的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雷蒙德·卡佛。”

“每天都在翻车。”天涯前员工李咏梅说，“后来我们自嘲说没办法，我们是业余的草台班子。” “我做这件事情（重启天涯）最自私的一面是，天涯社区是我职业生涯最值得骄傲、最值得去留住的一个成就。”如果不站出来，老黑觉得会内疚一辈子。 “我对外说，这个事情是我的责任，给大家提的标准太高了。”老黑感叹，“只是让大家觉得这事很天涯，其实是对我的打脸。” 据小党观察，7天以来，在线观看人数最多有1500人，最少则不到100人。直播间成交单量共6451件，预估利润加上打赏收入、捐款，仅接近目标金额300万元的6.8%。

对于网约车行业是否“饱和”、是否内卷到需要离开或者放弃进入，司机个体会根据自身的收入预期、生活所需、技能与行业匹配度，乃至该职业除收入之外的其他隐形收益来做出选择。 由于网约车行业是一个进出自由度高、公开竞争的行业，各地政府应更多尊重其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以及对于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社会价值，减少过度干预。网约车行业既是灵活就业的托底，也是社会稳定的托底。 暂停受理网约车经营许可及运输证核发业务，是用某个部门的判断替代市场选择，不仅会对市场资源自主配置造成影响，也与国家有关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就业增量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

“无论是阿达尼还是金达尔，他们从事的行业大都属于资源类的，需要较多投资。如果想要在市场上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就需要更高的垄断程度，压低成本、提高收入。” 莫迪和阿达尼享有共生的职业生涯，莫迪的亲商政策帮助阿达尼扩张，而阿达尼集团的项目则象征着莫迪的“古吉拉特邦模式”：侧重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行业和吸引国外资本。 阿达尼集团大举扩张，给公司的信贷指标和现金流带来了压力，在最坏的情况下，集团可能会陷入债务陷阱，甚至出现违约。

正是因为外卖、快递行业对从业者几乎没什么要求，而收入稳定，才成为很多职业技能较低者的首选，也吸引了很多高学历者来兼职。这正是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除了吃青春饭的行业，几乎所有行业都是资格越老，薪酬越高。但有些行业薪酬在时间分布上相对平缓，有些行业则非常陡峭。有些行业不用担心中年失业，有些则免不了这样的风险。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