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团建议”更多是一种习惯性叫法，定位介于议案和代表个人建议之间，具有数量不多、分量较重、内容更加明确、可操作性较强等特点。相对代表个人的建议，全团建议更容易引起承办单位的重视，办成率和满意率都比较高。 “机会五年只有一次。如果能挤进去，就挤进去了。”一位专家解释，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2025年是“十五五”规划编制的一个窗口期，项目只要能被纳入规划当中，就意味着资金投入以及经济增长点得到了保障。

这些人以35岁以下的居多，大部分是二十来岁，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就被借调走了。不光是那些访谈对象，他们身边借调的同事，都有年轻化的特征。 如果公务员的人员结构和能力，能满足需要，借调就不必存在了。这背后的根本问题在于，治理的复杂性和人力资源的错配。

生态环境部门累计将550多家环评单位和540多名编制人员列入限期整改名单或失信“黑名单”，依法限制或禁止从业。

事业单位真正的改革是如何令编制的经济租归零，同时尽可能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从而缩小事业单位的规模，释放市场活力。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

确实有高水平的设计师、规划师，通过深入调查，利用其开阔的眼界和专业知识，制定出贴合当地实际、高质量的村庄规划，发挥本地特色资源，让乡村发展出彩。但在村庄规划的热潮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来蹭项目分钱，他们的规划往往是复制剽窃，千篇一律，甚至只是从电商网站上买规划模板稍作修改。这些粗制滥造的规划，有还不如没有。

如果编制带来了很高的“经济租”，那么就会有学历、条件或资格远远超过做这份工需要的来申请这份工，就会出现众多硕士竞争一个有编的清洁工岗位、名校博士去当有编城管的“咄咄怪事”。很多人替这些高学历人士惋惜，而更大的问题，是这些人以高学历为筹码争夺编制的“经济租”而胜出，纳税人多出了钱并没有导致更多的产出，更应该替纳税人惋惜。

从2024年开始，山东小学入学人数已经开始下降了，六七年之后，这一数据大概只有2023年高峰年的1/3，逻辑上，教师的数量也会等比例减少这么多。临聘教师与无编制的合同制教师大概率会被首先“优化”。还会对教师采取多出少进、只出不进的策略，以逐步缩减存量。如果用小班制来消化存量教师，理论上15人一班就可以让目前的老师继续有工作。不过，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小班制的教育质量高低问题，而在于有没有足够的地方财政将所有的老师养起来。所以，小班制表面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财政问题。

要让年轻人不贪慕体制内，还是得继续搞精兵简政，在缩减行政审批/许可的基础上，减预算减编制减财政供养人口，并令同等学历或类似职位/工作，体制内最好比体制外收入稍低，因为体制内职业更稳定，这样既是共度时艰的体现，也才能建立正确的正向激励，让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外工作或去创业，从而助力激活中国的经济。

“内部的管理，仿照部队的称呼和编制进行打造。”马建华说，部队生活给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归社会后，依然希望能继续利用自身技能贡献力量。 “生意人的钱，本身就是从老百姓手里挣的，老百姓需要时，就捐出去，这相当于有进有出。” 这份需要24小时待命的公益事业，没有工资，还伴随着未知的风险。信念来自为社会作点贡献的“纯粹感”

一个县级市的疾控中心，一次招聘50名工作人员，是非常少见的，不免让人有趁着疫情大肆扩编的观感。这一招聘方案是2022年8月底公告的，那时正是疫情防控紧张之刻，疾控中心有理由扩编。半年后新冠乙类乙管，一个县级疾控中心还需要那么多人手吗？尤其是在现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41个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对一个县级市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以程序不合规的名义，把整个招聘全部作废，也是在新形势下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