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2023年年底，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向郑州、开封、许昌、周口等四市明确提出协同立法任务，以解决上下游标准不一致、管理不统一、治理不同步等突出问题。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区域协同立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强调要“指导地方探索区域协同立法”。

邯郸埋尸案判决标志着中国司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向“惩戒矫治并重”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立法、司法机关有必要一方面完善刑责年龄，威慑潜在的未成年人罪犯；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判了之或一放了之，要把专门矫治教育做好，教育与挽救未成年人罪犯。

“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伤残无工伤、有风险无保险、有问题无监管、有纠纷难维权。” 如果将“新就业形态”关系全部直接纳入到现行劳动法体系中，容易引发用工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在著作权领域，“碰瓷式维权”的主体被称为“版权蟑螂”，即基于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也称传来取得）的作品著作权,以诉讼相要挟的方式进行版权运营,以牟取不正当利益。 学术界也有观点认为不应将维权行为“污名化”，立法初衷是保护知识产权，但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被滥用。这不仅仅是字体版权的问题，也不是单一国家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目前对赌协议运用已经呈现过度化趋势，甚至有滥用风险。风投有异化为“类债权”投资的趋势，甚至被戏称为“变相高利贷”。 在对赌协议中，要求创始人个人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界定和完善的配套机制，可能对创始人个人的权益不公平。 设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是解决对赌回购问题的重要一步。加快个人破产法的立法进程，能为创业失败者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减轻创业者的个人债务负担，合理规避“终身负债”风险。

办案领域已经从最初的基础民生领域，如生态环境、食药安全等方面，逐步拓展到特定群体保护、市场经济秩序、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等。 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涉及诸多利益关系、多方利益主体，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理论争议，在立法技术上需要充分与现有法律协调对接，这些都决定了立法难度较大。

这起事件再次显示，在现实中“借婚姻索取大额财物”的“彩礼纠纷”有不少已经涉嫌婚姻诈骗。一方面，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以约束这类现象；另一方面，公检法机关也应加大力度打击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让法律长出牙齿，震慑居心叵测的奸宄之徒，建立正向的循环，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保护各方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国内很多像杨泽琪这样前期被骗去当地的人，后期都会从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这已构成了诈骗罪。但关键不在于是否骗取到资金，而是施害者到底是自愿还是被强迫。 公安机关千辛万苦将施害者抓捕回国，但后续的证据收集、定罪处罚其实困难重重。这和我们相关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立法相对滞后、缓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