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基层的个别职能部门或工作岗位面临特别繁重的填表任务，尤其是那些负责公共安全、环境监测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部门。他们需要详尽地记录、汇报信息，以满足上级的监管要求。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也消耗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直接服务民众的时间和精力。

高校助学金发放碰到的这些问题，也是一切社会福利政策都会碰到的问题。举凡欧美各国的内部福利政策，国际社会的援助工作，都出现过类似的“福利陷阱”，引发“不工作吃福利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国际援助就是富国穷人补贴穷国富人”“援助机构需要不断论证贫穷才能让自己富裕”的种种争议。以小见大，高校如何改进助学金发放工作，同样也是公共政策学的议题之一。

有的妈妈对佟元说，拼命叫直播间里面的人打赏、刷礼物、点小心心，这样的行为很像乞讨。 “谁会关注这个孩子的一生，只有这个妈妈，妈妈这一生都会搭进去。我觉得这个包袱不应该仅让她们扛起来，应该是社会福利制度扛起来的。”

中国拥有庞大的女性就业人口，其中大多数正处于生育年龄。妈妈们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国家而言，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对妈妈们来说，能提升她们的社会福利，促进女性经济独立，并提高实现社会价值的成就感。而让职场妈妈们有更多信心面对“工作-家庭”关系的挑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对她们来说，首先要平衡的是“既不是好妈妈、也不是好员工”的压力和挫败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带来社会文化上的改变。

从近五年陆续公布的铁路定价相关文件来看，铁路客运票价定价权逐渐从高铁、动车组扩展到普通旅客列车的软席。 “跑在普通线路上的动车，定价比硬座高，无形中普通线路的价格也上来了。” 如果将铁路单纯视为国家基础设施，那就是作为社会福利，为人民服务，勿论负债、盈利等，只讲社会效益。然而，铁路又是一个企业。盈利是企业的生命线。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

“随着社会福利机构不断健全，‘爱心村’这类委托代养情况逐步减少是趋势。”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认为，养育孤儿弃婴是政府的责任，官方福利机构是主要的力量，专业的民间慈善机构起到补充作用。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免费午餐、一亿棵梭梭等多个“熟面孔”悉数上榜。“陌生面孔”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杀进“2017 中国公益品牌榜”基金会新媒体运营TOP10。

9月19日，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救助工程”是个特别的日子，对于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更是个温暖的日子。

日复一日，不管这一代农民工牺牲掉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同时牺牲掉的一定有他们孩子的童年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