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具备实现净零排放的手段，也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的经验是，投资小颗粒、小规模的技术，有巨大的改进潜力并可降低成本。 CBAM的收入应该用于改进技术或补贴公众，对出口国和他们的国民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否则这可能是一个贸易壁垒，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我们都没有签署的合同，但必须遵守。这不一定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的隐性知识，是社会运作的方式。

我们也在跟踪绿色钢铁技术的成本。下游企业可以调整公司内部的商业模型，筛选一个更绿色的供应商，补偿绿色溢价问题。比如沃尔沃汽车就设置了内部碳价来应对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通过高炉用焦炭达到高温，现在需要向绿氢过渡。当前绿氢的成本比较高，很多基础设施暂不完善。但降低成本还没有一蹴而就的方法，需要很多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 我们将需求方聚集在一起，利用这种集体购买力和影响力，向钢铁生产商、投资者和决策者发出强有力的需求信号，以加快净零排放钢铁的大规模生产。

博时基金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刀切”式的打分无法体现不同行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考虑到转型资产的潜在投资机会，机构并不会直接禁止投资碳排放量目前相对较高的行业。

在燃料使用周期上，纯电汽车不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污染物，看上去比油车“更环保更绿色”。但是在整个车辆周期上，特别是电池制造和回收环节，需要使用大量的稀有金属和材料，这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再就是，中国电力的主要来源还是烧煤的火电，这种情况下电动车的“碳排放”真的比燃油车低吗？

截至2023年底，已有二十多个省级生态环境厅/局上传了2022年度的“第四方”评价报告，环保组织绿领环保整理发现，105家第三方核查机构中有15家涉嫌数据出错，占比高达14%。 “造假”和“出错”有主观和客观的差异。从生态环境部此前的通报看，有的错误是主观造假，如篡改检测报告的送检日期。但有的“第三方”机构认为，“出错”有技术原因。 北京等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公开了“碳市场碳排放核查报告检查情况”，对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表现打分、排名，其中不乏“优”等级报告比例为100%的机构。可见，频繁“出错”也暴露了第三方核查机构人员专业能力的参差不齐。

钢铁行业作为中国的重要工业领域之一，碳排放位居制造业首位，其减排进展备受瞩目。达峰之后如何持续脱碳，成为钢铁企业碳路之行需思考的重要问题。

绿电交易量快速增长之下，不同市场主体参与绿电交易的内生动力仍然较弱。目前，绿电交易以大型企业和外贸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仍是绿电交易的“旁观者”。 如果绿电能抵扣CCER，无疑将大大增强企业购买绿电的动力，但“电碳联动”，看起来水到渠成，实则难点多多。首先需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属性到底是什么，还需解决重复计算的问题。 为最大化不同省份间绿电交易价值，电力市场相关机制或将发挥关键作用。研究显示，相较于未提升区域省份协调的情景，建成全国市场可减少6%-12%的运营成本，并减少2%-10%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生态环境部积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出台司法解释，将碳排放数据造假纳入刑事制裁范畴。 “近期配额价格整体呈上扬态势，维持在80元/吨左右，碳价适度上涨体现了碳价的市场属性。”

如何降低饮料生产、加工、运输各环节的环境足迹，以及在气候挑战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协同上下游减少碳排放，是饮料厂商必须慎重应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