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麻风病防治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地区存在疫情波动或反弹的风险。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和《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2011-2020年）》划定的三类地区相比，此次规划中，海南、重庆由一类地区下降为二类地区，广东由二类地区上升为一类地区，河南由三类地区上升为二类地区。 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难题，《规划》指出，提高基层首诊医生对麻风的警惕性和诊断能力。在外来人口聚集地加强麻风知识宣传教育，促进患者主动就医，有条件的地方可针对节假日流动返乡麻风患者及密切接触者进行免费检查。

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研发出针对麻风分枝杆菌感染的有效疫苗。麻风病传染源为未经治疗的麻风病患者，特别是多菌型患者，以家庭内部传播为主，但麻风病不是遗传病。 麻风病的潜伏期很长，感染后2-20年内都有可能出现症状，发病时间和临床表现也因人而异，新发患者早期发现存在困难。 我国新发麻风病例中流动人口病例（包括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的麻风病患者）比例越来越高，流动人口病例的管理成为最大的难题。

武义县常住人口46.2万，其中外来人口18.5万。2023年招收的义务教育阶段新生中，采取积分入学的新市民子女占比高达38.7%。 武义县教育局：该县产业集聚区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完全满足随迁子女就近入学要求。 政府没办法直接将指标摊到流动人口子女身上，只能间接地通过家长的表现来确定指标的分配，这是相对公平的做法，但也会造成部分家长难以拿到优质公办学校资源的问题。

李华把在马驹桥的漂泊生活称为“流浪”——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环境，住所、工作和收入都是临时的。但它不同于乞讨，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陆铭也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项就是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将第十二条中的“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改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城市流动人口和随迁子女数量本身是由当地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决定的。各类群体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判断在城市持续就业居住的成本以及改善子女教育之间的成本和收益。”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是一个教育问题外，实际上还有更加长远的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被家长打、骂的经历，各种形式的暴力成了司空见惯的教养方式，也成了外人难以干涉的“家务事”。虽然人们深知打骂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但改变这一行为，却要面临复杂的关系和情感体验。经过将近8年的探索，救助儿童会发现，当家长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合理地纾解压力，才更能控制打骂孩子的行为；帮助家长看见自己和他人有效的教养方式，让家长学会接纳失败和挫折，用鼓励和肯定为家长赋能，才能塑造亲密、稳定的亲子关系。在乡村和城市里，我们仍在针对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不同群体，探索家庭教育的更多可能性。

3.76亿流动人口并非“骤增”，而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他们找出来了。这一数据规模意味着，全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流动。 各城市围绕常住人口提供的公共资源持续增加，但难题在于如何赶上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魏佳羽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发现，因初中学位的供给没有赶上流动儿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在小学毕业后被迫返乡。 “流入地政府对待流动人口的态度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把他们视为‘盲流’，到视为劳动力，再到视为有家有口的‘人’，中间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一个社会人群流动越大，越说明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说明流动的成本、流动的代价在逐年下降。” 广东之外，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统计局在解读性别比问题时都提到，外省市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导致本地常住人口性别比偏高。 “传统观念中，婚姻和家庭提供了很多生活方面的支持。科技的进步把附着在家庭上的效益一点点拿走，确实对家庭结构产生了冲击。”

社会融合综合排名第一的城市是济南。合肥、泉州、珠海、哈尔滨分别在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健康四个维度上做得最好。 超大城市和小城市都存在公共服务不足的现象，计划单列市的融合程度最优，直辖市最低。 （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2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