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皮正德：同样是模拟法庭，检察官等实务工作者更强调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而法学老师的模拟法庭和案例往往更偏向理论，更关注的是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 最高检自2023年10月启动“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以来，已向高校推荐了238名检察官，他们先后走上21所高校的讲台，为超过2.2万名学生讲授检察实务课程。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招不到学生的学校与专业，拿不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收不到学费，老师要转岗甚至失业，所以大学与学院有动力展开自救。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直接扩招计算机大类，算是自救措施中比较明智的一类。拿太原理工大学而言，其传统专业如法学、会计学学费是5100元一年，软件工程是16000元一年，后者是前者的三倍有余，且招的人又多，单靠学费就能挣钱。与市面上的速成培训班比，这个学费也不算高。

草案原文是婚姻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婚姻登记包括结婚与离婚登记，也就是说，若草案实施，将来离婚同样无需户口簿。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郝海波对此表示，户口簿能够退出婚姻登记的历史舞台，实际上是源于技术的进步。 随着国家人口基础数据库愈发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的水平不断提升，通过身份证就能核验当事人的相关信息，户口簿在婚姻登记中承担的身份核验功能自然会逐步弱化。

“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如何判定“疑罪”，如果不是疑罪，却按“宁纵勿枉”去判，必然导致“出罪”之错增多。疑罪从无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于疑罪本身却缺乏深入研究，导致如何判定疑罪成为问题。 “泛疑罪化”就是把一些本不属于疑罪的案件当成疑罪。按当前一些法院的“防错”意识，恨不能把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用数部摄像机无死角地拍下来，才算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现实中怎么可能都做到这一点呢？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已异化为更严重的“超羁押措施”。“指居”执行过程中缺少制约与监督，一些办案人员为了获取口供，会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 魏晓娜认为，在看守所管理日渐完善的情况下，有些破案心切的侦查人员转而“开发”新的可能性。 不久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工作人员曾到人大法学院就刑诉法修改听取专家意见。当时在场的学者大都认同废除指居的观点。但在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改良，而不是废除。

“这次体检被刷，但在下一次考公体检中可能不会被查到”，但一旦起诉，她患病的事就会被公开，在一定范围内被他人知晓。 多名法学学者提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部分条款涉嫌违反了宪法、就业促进法、劳动法等上位法。 标准将“显性的歧视”标准化，并且影响范围逐渐扩大，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再到企业”，造成制度性歧视。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教授郭宗杰提出，当前竞业限制会因滥用而被异化为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当劳动法内部的规则调适无法抵消协议的反竞争效果，反垄断法的介入就有其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