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应警惕“泛疑罪化”：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如何判定“疑罪”。视觉中国图

山西运城女教师路亚丽被杀案发生时，恰逢全国法院系统推行“疑罪从无”，司法理念有所转变。

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外还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有学者认为，“疑罪从无”原则就是由上述规定概括而来。

刑事司法领域的基本理念是“不枉不纵”，但在此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经过两次“严打”，作为一种司法理想的“不枉不纵”往往变形为“宁枉勿纵”——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法院习惯于“从有”或“从轻”，而不是“从无”。

法律界普遍认为，“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彰显了现代刑事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在我国人权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过，“疑罪从无”原则真正在审判层面得以落实，历经数年。

2003年8月，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时任院长肖扬强调，各级法院要提高司法效率，尽快清理超审限案件，并明确要求：“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要坚决依法宣告无罪。” 

北京律师张燕生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肖扬的上述讲话“给法院突破‘宁可错判也不放过犯罪’观念吃了定心丸。”按张燕生的说法，2003年是她对“疑罪从无”感触最深的一年。 

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孟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数年时间，由于推行“疑罪从无”，法院对于刑事案件尤其是杀人案证明标准的把握有所提高，对于证据不是很充足的一些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倾向于放人。 

随后，媒体陆续曝光了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一些冤假错案也得到纠正。之后数年，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成为司法改革主要工作，“疑罪从无”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领导公开提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在法律界引发争议。

事实上，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刑事司法应该如何平衡的争论，一直贯穿于中国司法改革之中。

2018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李玉华在其所写的《刑事审判人权保障40年：理念、制度与细节》一文中指出：“依法纠正错案成为我们彻底改变‘不枉不纵’观念的契机，‘宁纵勿枉’应运而生，疑罪从无在司法裁判中的阻碍日益减少，‘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作为一项明规则取代了‘留有余地’的潜规则……‘宁纵勿枉’逐步取代‘不枉不纵’成为审判人员新时期的座右铭。”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副检察长朱孝清撰文《“不枉不纵”被“宁纵勿枉”取代了吗》，对李玉华的上述观点作出针锋相对的批驳，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