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学生阅读能力有明确要求，对学校图书馆也有考核硬指标，并要求生均在馆图书至少达到25本。然而，无论是大多数公立学校，还是低收费的民办学校，都面临图书质量堪忧、学校图书馆无人运营而形同虚设的问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的孩子可以通过更好的家庭阅读资源和公共阅读资源得以弥补，而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其阅读能力的发展，更多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些民间发起的公益行动，提供了很多持续的阅读服务和重要支持，但这些行动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郭萍、印大民、宫哲兵。这三人不仅是熟鸡蛋、熟绿豆返生实验的合作者，还在数个民间组织、“中字头”事业单位下设机构中有密切合作。他们热衷于所谓的“超心理学”或全脑教育，志在培养能蒙眼识字、意念移物的“潜能儿童”。

很多朋友爱问我，华德福和公立教育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实践层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立足于孩子的发展，而不是应试。从理论层面来说，它把孩童发展阶段和重点说得比较清楚，富有操作性。

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是一家地方性、非营利性义务教育发展民间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民办中小学进入了抱团发展的新时代。

“怎么想到来私塾教书？”“初中时学习不好，后来辍学了出来打工，家里有做中医的，算是对国学懂一点，私塾招老师，就过来了。”“每个老师都要参加培训。”“什么培训？”“叫喜耀课程。”

从早到晚，孩子们都要齐声读经，但村民们没有被教化，反而经常恼怒不休，抱怨噪音扰民。 “我们的关系就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堂主们甚至想过联合起来，反抗村民涨房租。 在这里读私塾的孩子们不会想到，他们身上承载着如此高远的教育理想：指望在一个山村之中，实现孔孟之道的现实传承。

自2004年开始，约有3000家私塾、学堂涌现全国。梧桐山山脚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梧桐山最辉煌的时候，学堂堂主们互相鼓励，“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十年后，这场体制外的实验走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认为，由于我国志愿者工作都是由官方来组织推动，缺乏民间的自发组织，志愿者活动成为一种政绩，从而出现引导或者树立典型的现象。官方的认可自然会引来商人的追捧，如果是公民自觉的行为，就不会出现陈岩这样的事情。

坐惯了“冷板凳”的独立学院，如今逆袭成了经济强县们的香饽饽，一场重金夺校的浪潮正在江浙等地上演。这是教育资源的民间自觉分配，也是经济强县打造的大学算盘，也成为当地城镇化的助推器。

不满足于纸面化的历史叙述，一群从未体验过饥饿的“85后”回归乡村，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三年困难时期的民间记忆。发现爷爷曾“作恶”后，郭睿并不伤心。“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挽救记忆的同时，年轻人将触角从历史延展到乡村当下的环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问题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