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逻辑看，所谓的歧视，其实有两种：一是效率歧视或假性歧视，二是非效率歧视或真歧视。两者的区别在于，假设企业招了名校毕业生没有招双非毕业生，如果表面上看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学历过硬，实际上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工作能力强，那么就是效率歧视，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利；如果明明后者的工作能力比前者强，但仍因为前者的学历比后者好看而招了前者，那么就是非效率歧视，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 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成本，这样对企业与求职者都有利。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老龄化，但却没有以一种诚意邀请老年人加入的方式来设计这个世界。当医疗组织忽视老年人的需求时，老龄歧视就会演变成对受害者的指责——也就是把老年人不适应医院的种种，视作老年人的问题，而不是医院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建成切实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医院？

上海、浙江少数地区明确经期假为公假或带薪，山东则按病假处理。大多数地方未有明确规定。 多地规定中，请痛经假有一项前置条件，即要有诊断证明。“我本身就不舒服，还要去医院排队处理这个事儿。” 李华平担心，设置痛经假反而加剧职场中的隐形性别歧视。“用人单位觉得要增加用工成本，表面上不说，但可能减少对女职工的招聘。”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已于202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明文规定不得询问应聘者婚育状况。但目前，除北京和云南外，暂无其他省份的地方法规吸纳这一条款。 “招录女性确实要企业替社会承担一些生育成本。”高蕾说，这可能导致女性更加难以进入职场，“如果只是一味地给企业增加责任的话，性别歧视问题解决不了。”

坦白说，作为一个文科生，虽说自己本身很喜欢而且更擅长文科科目，但还是不经意间遭受了一些“学不好理科，迫不得已只能学文科”的隐形歧视。这也许是我一直以来，明知不擅长数学，但总是羞于承认的原因。

进入常春藤名校是宋玉游泳最初的意义，但很快就被异化为单纯且极致地追求速度，速度即正义。进入大学后，她迎来了瓶颈期，“正义”不再。第一学年末，19岁的宋玉告别了泳池里的赛道。 聊起游泳，宋玉说了很多个“喜欢”和“讨厌”：喜欢运动，在水里自由游动的感觉像散步一样舒适。讨厌竞技的部分，讨厌比赛游完回头看向记分板的那一刻可能迎来的失望；讨厌游泳队里的霸凌和歧视，讨厌为了提高成绩而“自伤”身体；讨厌每个月剧烈疼痛的月经和作为女性运动员的那些“只能责怪自己”的处境。当游得更快就意味着一切，就像小说里的壬一样，宋玉的生活被深刻形塑，以至于在她现在的生活中也留下许多痕迹。 “创作壬·余的灵感来源于我对必须控制、改变自己身体来取悦他人的愤怒。比如，我是个运动员，所以我必须变得更强壮。而周围的人却期望你是个更苗条、更白净的女性。人们总是期望你看上去是某种样子，你可能并不瘦，但你还是会感受到一种得去遵守这种外界眼光、甚至是某种社会规则的推力。是社会不断教导年少的我，这些规则显而易见。但长大后，我意识到，我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做任何事情，这是很自由的。”

“这次体检被刷，但在下一次考公体检中可能不会被查到”，但一旦起诉，她患病的事就会被公开，在一定范围内被他人知晓。 多名法学学者提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部分条款涉嫌违反了宪法、就业促进法、劳动法等上位法。 标准将“显性的歧视”标准化，并且影响范围逐渐扩大，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再到企业”，造成制度性歧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企业招聘的一些岗位，未必学历或个人生产力越高越好，长期稳定更重要。曾有学子抱怨，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写本科学历没有企业给面试邀约，改为高中学历一下子收到好多。这是因为企业觉得学历太高的人，往往只是屈尊暂时接受这一工作，自然不会沉下心来好好干，要么骑驴找马，要么筹划着考公考研，或者觉得待遇低，对管理者提各种要求，或者觉得自己很高明，不服管，对企业管理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