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皮正德：同样是模拟法庭，检察官等实务工作者更强调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而法学老师的模拟法庭和案例往往更偏向理论，更关注的是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 最高检自2023年10月启动“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以来，已向高校推荐了238名检察官，他们先后走上21所高校的讲台，为超过2.2万名学生讲授检察实务课程。

在“1987年体制”下建立的当今韩国，依然存在着许多足以造成严重政治隐患的漏洞，这是尹锡悦剑走偏锋的土壤。但同样是在这个韩国里，被重塑了政治观念的一代韩国政客乃至普通人，也成为了韩国不会走回头路的屏障。某种意义上，这种观念的屏障比政治制度的修改要更为坚实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为何“白人男性性侵黑人女性的指控”可以靠着原告的口头证言与检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说“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那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客观事实根本不存在”，检察官绕开证据就进行了有罪推定。在这个过程中，三名原告的合法权益就遭遇了粗暴践踏，陷入了实际意义上的“自证清白”陷阱。

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 “到了年末，为满足指标，有的案子能不结的先不结，但我们办的刑事案件也计入刑检的指标，刑检条线又有结案率的要求，”该检察官说，“所以我们结一个案子先要算一串数字。” “省检察院要求通报的指标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市院在省院的基础上又提高要求。到我们基层时，这个数字就一点一点被加上去了。”

广大网民在吃瓜的时候，不要看到“实名举报”几个字就激动地转发支持，还是要多听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举报，用常识去做些分析，看看举报的事情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猫腻。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身为检察官，也是法律从业者，自己离奇的要求没有得到司法支持，就公开举报参与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甚至扣上“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指鹿为马的保护伞”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恐怖。

“他不做政治表演”，相比其他人高谈阔论，斯塔默认真谈论如何解决问题且循序渐进。 也许选择一个大律师和检察官背景的“老实人”来领导国家，总好过情绪不稳定且爱说谎的首相。 “循规蹈矩”的斯塔默，决心带领工党“变革”英国，重新塑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整个英国，还是工党所面临的困难，从斯塔默的性格特征、行事风格来看，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日本，为了减轻性行为的法律风险，甚至出现了“性同意”手机软件，在发生性行为前，双方先在手机App上确认自愿发生性行为以及同意的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虽然这个App很可能是为了讽刺日本刑法有关性犯罪的最新修订的行为艺术，但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充分显示日本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色列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变得“有恃无恐”，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逮捕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顺应了国际社会主流的呼声和心声。 美国和以色列的种种恶行，导致国际社会呈现“黑社会化”趋势。

在韩国国会前议员刘承旼眼中，“尹锡悦失去民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执政党政府过去两年在民生经济问题上失败了，二是以“公正检察官”形象上台的尹锡悦让民众看到更多不公正的事情。 面对大葱风波、医疗改革等难题，尹锡悦“期中考”败北已是注定。外加尹锡悦一向拒绝承认亲属贿赂行为，韩国舆论界对其国民力量党早已产生了“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