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的范围，确实应当扩大到“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这涉及到很多具体而微的筛查内容，比如幼师候选人的社媒内容、心理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图谱、公开场合的发言，等等。一旦发现幼师候选人存在“逆天发言”，关注了极端思想的社媒账户，又或者在精神健康上存在问题的话，主管部门就应从严筛查其入职资格。

学校可以禁止携带手机进校园，但不应没收手机据为己有，而应将没收的手机交还家长，并且对学生与家长都不应有羞辱性的惩罚或“教育”；学生会干部也不应该有查违纪的权力，这一权力最好在学生之间流转轮值，以免固化出“学生统治者”；应该给予学生自我管理真正的空间，譬如某些校规的合理与否应该让学生参与讨论，而不是学校管理者脑袋一拍一条严苛的校规就产生了。

无论出于猎奇、跟风、耍酷，还是因为被迫、裹挟、胁从，未成年人总有一定几率接触到类似游戏，简单的“提醒”“通知”恐怕不一定管用，学校与家长理应从两个方面着手防微杜渐：其一，考虑动用惩戒权，给未成年人建立“死亡游戏碰不得”的认知；其二，从防范校园欺凌的高度来认知类似游戏，严肃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校园欺凌因素，以强制专门矫治的手段惩罚与处置相应的欺凌者。

“如果我身边的男性进了群，他们会用我的名字建一个‘张尼扬羞辱房’，在里面发布与我有关的‘深伪’照片和羞辱内容。”张尼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女生的照片、信息是被身边的男友、男同事或男家属泄露的。 在那间22万群友的巨型“羞辱房”中，群主设定了一套盈利模式。所有人都成了大型羞辱房的合谋。“羞辱房内，获取色情内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拿钱买，二是彼此分享。” 女权网络组织对法院的判决力度不满、厌倦了社会的不公正，决定在互联网上将韩国新一轮性剥削事件推广到全球。“我只允许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加入。” 截至2024年9月18日，韩国已接到八百多起与深伪相关性犯罪报警，警方已经逮捕387人，其中八成是青少年。过去三年的警方调查中，六成受害者是未成年人。

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祁东县的大街小巷，张贴着许多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警示案例。当地有人迷信“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能升官发财”。 法院认为，涉案的派出所所长，具有与其年龄、职业相当的认知判断能力，但对被害人是否系幼女，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 “他两年没到学校来了，上面只说他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犯强奸罪的教师所任教小学的一名在职教师说。

是消解仇恨，把父母的关注重心重新拉回孩子身上，让孩子更加客观地看待父母，“而不是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在这类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不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儿童权利常常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