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效的部分解决方案是尽量减少留守儿童，具体而言是创造条件，让孩子随父母一起去外地生活，这样既免于亲子分离之苦，又能让孩子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就近入学。 现在城市之间争夺人口日趋激烈，花样迭出，租房入户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留守儿童的家长可以好好考虑。当然，城市应该对外地户口孩子入学更友好，这就需要把教育经费拨付随人走、随孩子走落到实处，以提升城市放开外地户口孩子入学的积极性。

公布审计报告的28个省份中，有22个地方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挪用资金，其中包括挪用义务教育经费。 内蒙古审计报告中写到，“1个市本级及3个旗区违规向企业出借资金45.85亿元”。河北也有4市违规向企业出借资金10.68亿元。 专项债属于政府投资项目，参与审批的政府部门多达二十多个。如果有一个部门不同意，项目就不能开工建设。即使专项债资金到位，也没办法使用，容易造成闲置。 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审计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同样重要，必须一体推进。

42个旗县9.91亿元义务教育经费滞留，致使改善办学条件等项目无法实施或不能按期完成。21个旗县挪用义务教育经费2.65亿元，用于弥补其他项目资金缺口。 9家金融机构虚增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10.33亿元。 某县卫健委、公安局等政府部门领导干部6人，以及12名公职人员违规入股2家农村商业银行，共计320.36万元。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最低标准。而早在2012年，中国就实现了这一目标，11年之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为什么仍然提及这个指标？ 还有两个数字尤为亮眼：过去五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3.5年提高到14年。另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45.7%增长到59.6%。 从“入园难”转变成“招生难”之后，增加幼儿园学位供给的政策是否会动摇？“从总量上看，幼儿园的毛入学率依旧是短板，按照2021年的统计结果是88.1%，距离95%的目标仍有一段距离”。

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应密曾分析，2000-2019年间，高校校舍建筑面积平均增幅仅为3.35%，这一数据低于研究生扩招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12.60%。 “就算买了地皮，还要再盖楼，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仅靠高校的办学经费可能无法支撑。” 疫情以来，高校软件设施的投入比例呈增长趋势。“教育经费多被投资于智慧教室、校园信息化建设、学生奖助学金、通选课程和学科专业建设上。”

胡劲松所在课题组2020年做了超过10万余份问卷的调研，发现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办园体制中如何处理好公办普惠与民办营利的关系”。 深圳学前教育条例回应了更加本土化的关切。曾有深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称，在寻找幼儿园场地时，“压力很大”。 庞丽娟在2010年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中国教育财政性经费的总量之中，学前教育经费仅占1.2 %-1.3 %。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一般为8%-11%王录平回忆，“0-3岁幼儿到底要不要纳入学前教育法规的调整对象？当时我们一直在研讨，几稿下来都有所增删。”

教育进步背后，财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推手。公开数据显示，从实施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17年，人均教育经费从不到9.8元增加到3000余元。

20元，在清华大学食堂可吃上“饕餮大宴”；而在西安交大，要吃上这样的大餐，钱要多出一半；若为普通高校，就得半百以上了。现今三十几所985学校基本上就占去了国家高校教育资金投入的大头。清华的助学金最高可达一年9000元，西安交大的助学金最高一年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