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猛看来，学校是学生最应该去的地方，需要送教上门的学生是极少数。根据他的经验，很多孩子本来能上学，一旦送教上门的学生比例超过5%，“说明学校和地方政府在推卸责任”。 特殊教育的对象不光是智力障碍、听力和视力残疾、肢体残疾的孩子，普通学校中学习困难、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情绪行为问题的儿童数量，远远超过特殊学校的残疾学生数量，“但一直没认识到他们也是特殊教育的对象”。

清华大学一年的办学经费就达410亿元，全国有二十多所高校每年的办学经费都超过100亿元。相较之下，如果没有其他来源，就是算上学费等收入，福耀科技大学每年也仅能投入6亿到7亿元办学经费。 几年前一次会上，有校长讲，教育家办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差异化发展，大同小异而已，差异大一点可能就被扣上不规范的帽子，所以差异化更多的是课余时间的事。

1982年4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答复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同意对个别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进行博士学位的课程教育和论文答辩。最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8家单位，获批试点。 “40年的博士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博士教育改革史。” 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毕业博士生8.23万人，在学博士生55.61万人。

韩国教育也开始遵循“金勺土勺”等出身决定论，要就读好的学校，就要有父母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016年一项研究发现，韩国社会在学历、职业和阶层间的代际继承现象愈发明显。

日本开启了教育改革之路，“宽松教育”成为主导日本基础教育的战略方针。1980年第一次教育改革后，中小学的课本开始迅速变薄。 “宽松教育的两大支柱，教育的多样性和自我责任，已经拉大了阶层的差距。”

哈佛大学从1938年开始跟踪自己的学生，他们发现最有幸福感的校友，不一定是最有钱、最有名、最有权力的，而是与周围人际关系最好的。 考上大学一定程度上不是改变命运，而是让自己不被社会淘汰，是为了保底，迎合这个社会所设定的最低标准，这也是一种恐惧感。 何伟从小感受父母关爱，在美国乡村长大，拥有安全感，他成为记者因为他真正喜欢写作，所以他不怕失败，不怕被拒绝，所以他能坚持写作。换做是我，缺乏安全感，又急于成功，如果被编辑拒绝过一次，很可能就选择放弃。

2021年9月24日，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系统开启。研究生招生规模在2020年首次破百万，报名人数增长幅度更大。 预报名开始前，一场研究生教育改革正在展开，一些学硕被取消，专硕继续扩大规模，越来越多专硕从两年改为三年，有高校几乎一刀切，也有高校称这是“大势所趋”。 既是大势所趋，从中既能看出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不足，也能一窥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毕竟，专硕自诞生起，就指向服务人才需求。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3日《南方周末》）

前述北航教授还记得一些细节，怀进鹏喜欢看书，也爱推荐书。学校召开的几次会上，他都会说起最近读了什么书，其中许多是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书。 有观察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一个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且懂教育的学者型官员履新教育部部长，将承担科教改革重任。 摆在怀进鹏面前的首先还是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高校“双一流”建设如何推进；民促法实施条例修订后，民办教育何去何从；备受关注的“双减”怎样进一步落地。

多方位教育改革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