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家长只要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与其他同学发生一点点小摩擦，受一点点皮外伤，动辄向教育局投诉学校。这种情况下，教育局通常会和稀泥，遵照“只要家长投诉，那就是学校的责任”的逻辑，直接甩锅给学校，对涉事学校的领导兴师问罪。这种管理制度下的结果必然是，学校和老师为了自保，那只能让学生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了。

平台有责任遏制直播乱象。比如，要求主播提供入镜者肖像权授权说明，引导主播树立保护他人隐私的意识；畅通维权渠道，关闭明显侵犯隐私权的直播间，对有侵权争议的视频进行限流，即刻下架有肖像权投诉的视频；等等。

噪音频繁时，徐梦称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为了解决睡眠不足的问题，她选择主动加班和出差，整个7月只在家住了3天。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5、6月份受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部分航班临时偏离飞行程序规定的进离场航迹，正常条件下不会发生该情况。” 上海市交通委相关工作人员称，空管局也曾提及难处，“空域就这一块，除非不飞，不然不是这个小区投诉，就是那个小区投诉，因为它调控范围就那一块”。 专家曹威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各方坐下来协商，在敏感时间段如清晨、深夜等，可以将航线拉远一点再转弯。

绿色行动不只是营销的卖点，更逐渐成为产品的底色。政府对绿色产品的态度正逐渐从优惠鼓励变成强制要求。“反漂绿”的规则也随之加严，漂绿的代价正从道德谴责转向法律监管。如何既“反漂绿”又不让企业陷入“绿色沉默”，成为关注焦点。 与监管并行，“漂绿”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在近年发表的45篇论文中，研究往往从数据入手，用企业宣传和实际表现的偏差定义“漂绿”。 从投诉到集体诉讼，反漂绿的手段正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多消费者和媒体加入反漂绿行动，他们的关注点更生活化，聚焦服饰、饮料等日用品。

如今的社交媒体中，手持身份证录视频“实名公开举报”层出不穷，往往会成为网络热点。正常举报投诉渠道迟迟得不到反馈，上网公开举报成了热点，才会“立即成立调查组”。可以说，是不是因为正常的渠道不够畅通，才让人们养成了“网上公开实名举报”的习惯？

我也问了身边的几个朋友，大家也都只知道“投诉”渠道，而且投诉里头也包括网暴的选项，容易混淆。

自2001年开通以来，“12369”热线见证了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过程。近日，多个省市发布公告称，“12369”热线将正式停用，未来“12369”热线将归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据不完全统计，“12369”热线开通以来，累计登记受理投诉举报670余万件，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等。

打人和泼粉都违法，相关店员依法依规受到处置自不待言。但透过事件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店员的情绪失控由来有自，当一个人已经被恶劣的情绪裹挟得无法喘息，即使不对顾客动粗，也会在别的地方发泄出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这种坏情绪加害到他们自身。

相比之下，《条例》本身的指向性更加明显，被不少西方媒体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强大经济武器”。 相比过去的反倾销调查，或是通过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投诉等传统贸易防御手段，依据《条例》开展的反补贴调查显得更加“稳准狠”。 在德国，2016年备受关注的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案，成为德国舆论对中国投资态度的转折点。最后的成功收购被德媒广泛批评为“出卖技术”，任由中方“摘取本国工业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