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学上，“奖勤罚懒”是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逻辑。员工生育与否、婚恋是不是办桌或是否收彩礼，本身并非企业应该管的事情。但从长远看会型塑企业的价值观，影响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这起事件再次显示，在现实中“借婚姻索取大额财物”的“彩礼纠纷”有不少已经涉嫌婚姻诈骗。一方面，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以约束这类现象；另一方面，公检法机关也应加大力度打击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让法律长出牙齿，震慑居心叵测的奸宄之徒，建立正向的循环，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保护各方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两年间，这三桩婚事的间隙，李姗始终维持寻找婚恋对象的状态，其间还夹杂着至少三场寻觅愿意掏彩礼男子的“恋爱”。 “都是她自己要嫁的，我们没想卖女儿。拿一孩子整（骗婚）这事，我们不嫌丢人？” “我爸妈是主犯，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串通起来的。” 在李姗看来，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版本。从韩跃咏家逃跑的那一刻，她也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

从《胖东来人结婚执行标准》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无非是：诚信，个人自负其责，保护婚姻家庭价值观免受不良风气的侵扰，这些都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层价值观。 胖东来重视商品与服务的品质，不为赚快钱而无视企业的声誉，逐渐在顾客群体中积累起口碑，并且用真金白银对员工好，体现在远高于当地与同行的薪资与福利水平上，同时对员工有这些价值观要求，这是希望拣选出正派、精神内核稳定的员工，把胖东来建设成一个友爱、有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共同体，这是非常正当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胖东来也是在履行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古代社会正式婚姻强调对等性，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这个对等性是指在各个方面的对等。这种对等性在婚姻中表现为缔约双方对经济条件认识的相对一致性，如果一对鸡、一斛酒对男方家庭来说是相当郑重的礼仪，那么对女方来说也一定是这样。这决定了彩礼并不会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胖东来显然是一个有鲜明价值观的企业。应该尊重企业的合法经营自主权，不应以喜欢或不喜欢为转移：权利的边界本来就不是那么清晰的。企业会以价值观挑选员工，反过来员工选择企业，又何尝不会考虑企业的价值观呢？价值观契合，才能行稳致远。

小伙缴纳3万元服务费后，便可到红线团办公室与女孩见面。如果全流程服务，从见面到结婚，红线团收取30万元左右。 “只有一单报案时，比较难区分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诈骗，女方是感情不和回娘家还是诈骗完成要逃跑。” 这起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74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男方被骗取的财物，应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男女两人真心相爱，想缔结婚姻、组建家庭、白首偕老，目前的法律与舆论对此并没有什么障碍，反而是鼓励的。婚姻就应该建立在爱、道德与对等的基础上：爱对方，对对方的人品与能力认可；双方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创造未来；双方把小家庭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核心要件，里面不应该有高价彩礼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