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教授这部年谱的价值首先在于档案启蒙，告诉我们有很多档案等着研究者去开发，以后的年谱编写是离不开档案的。

毋庸讳言，《郑文焯年谱长编》利用了近年公布、整理的新材料，自然值得肯定。但某一家或某一方面的材料太多、太集中，也可能会使得年谱内容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有日记或书信的那段时间，谱主与日记作者、受信人关系出奇地密切，交往出奇地频繁。

不意数年之后，《吴大澂书札》中收信人姓名的考订，会受《翁同龢年谱长编》影响，以致谬种流传，故在此不得不再加辨明。

陈寅恪与谭延闿的关系，过去鲜有人专门论及，但两人都出生在湖南，陈宝箴谭锺麟素有来往，是不争的事实。近读《俞大维年谱长编》，其中有云：“陈寅恪曾在谭延闿府中任外交科长。随后谭又送他去哈佛读书。”这基本上把谭延闿和陈寅恪之间的关系点明了。但谭延闿和陈寅恪何时来往，起迄何时，不甚明了。2019年2月份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稿本《谭延闿日记》，其中陈寅恪行迹，一目了然，试举数例。

凡此皆盼能在以后的印本中得到订正，使这部无可替代的巨著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