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政府跨地区抓捕民营企业家，要求交钱放人。过去的确发生过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当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就不能很好地落实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要从税收政策调整等各方面进行改进。”

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体而言，从长远来说最高效的方式正是日本政府采用的对策——这些对策往往呈现出保守、缓慢、局部、小计量、试错、充满争议等特征，但这些恰恰是维护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造成日本在一些新型领域落后的现象，如果从其内部来说，日本相对保守的观念，可能提供了一部分说明。

1970年代，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开始不可逆转，贸易收支状况逐年恶化，国内贸易保护思潮日渐高涨，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逆转，便肇始于此。 198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经济体，其制造业的第一次升级基本完成，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超越美国的优势地位，电子、汽车和机械产品开始大举占领美国市场，美国企业界开始组建游说联盟，寻求维护自身竞争利益。1980年代中期，日本更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这种“倒反天罡”的形势变化，使得美国国内的对日恐惧情绪日渐攀升，逐步形成了“日本异质论”联盟。 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里根政府开始频繁动用301条款，来“打击外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对具体的个人或企业来说，会有投资失误，错估了需求而导致产能闲置，但全行业或系统性的“产能过剩”一般不太可能，因为所有人一致犯错当是小概率事件。而如果出现系统性的产能过剩，无非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产业补贴政策，二是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

刘院村多个村民因为家人被冒名注册个体工商户，不能申请大病救助。部分村民因此不能申请低保。 “应该追究提交这些村民材料的人。” “市场主体增加多少，与地方营商环境有一定关系，更多遵循市场规律。指标化定制市场主体增量的行为，是不尊重市场经济常识的表现。”

我们往往认为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会以为美国在任何领域的市场化程度都比较高。但很遗憾，这是一个错觉。美国今天的发达有其历史原因，但在很多领域的管制，已经让美国不再是原来的美国，医疗领域则是其中的管制重灾区之一。

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目标是让它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而不仅仅是政府追求GDP的平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运行的安全，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也是国有企业的基本任务。 深圳的发展符合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亲身参与到深圳的建设过程，哪条路是怎么修的，哪栋楼是怎么盖的，哪家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都清清楚楚。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深圳要成为现代化的城市，就要通过改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跟上世界潮流，与世界文明接轨。

从1980到2008年，两次巨大经济危机，都是信用问题、贪污问题、虚假抵押等问题所致。原本，这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容许发生的问题，因为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靠信用承诺。两次经济危机几乎让美国经济崩溃。

私有产权其实并不是杨朱那种原子个体理解的“私”。在私有产权社会，在家庭内部，实行的其实还是各种形式的财产共有。西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保留了家族财产的完整，虽然次子只能领取兄长提供的年金，或甚至没有财产只能外出闯天下。但家族的财产，也并不是长子这个原子个体的“私有”，而是在祖先、后代这个血脉共同体之间的代管人，因此财产仍然是属于共同体的。 儒者通过建立“范氏义庄”一类的家族共同财产信托，以及华南地区常见的“族田”“祭田”“学田”之类，保有多种形式的小共同体共有财产。 从历史发生学与进化的角度看，稳定对偶家庭、（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的产生与婚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正是孕育出文明社会的两大基石。

限购限贷，本质是对财产权的限制。它限制行业健康发展，制造复杂难题，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地方上一城一策、不断调整的调控政策，破坏市场统一，带来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中，所有人的预期和信心非常宝贵。当前经济环境下，由中央出台明确政策，全面取消房地产限购限贷，并立法限制地方政府干预行业，将是重拾信心、促进复苏的最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