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访谈触及先生一段情感历程。先生平反出狱后，补发了六千元工资，征得夫人朱纯同意，带二女儿同往王家送上三千元。从此，先生一直接济着这位终身未嫁、退休金并不丰厚的异性知己。

社会上存在对学历文凭的广泛强劲需求。尤其体制内，学历的有无与高低往往是升迁、评职称以及工资与退休待遇的决定因素之一，权重不小，这就有提升学历的要求。对毕业生来说，学历是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报考公务员对专业与学历也有要求。总之，学历的需求场景很多。

从到南师直到退休，我一直算南师的人，退休了，也是领南师的退休工资，但我总感觉是外人。说不清楚这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至少在水利学校时还没有。

“内部的管理，仿照部队的称呼和编制进行打造。”马建华说，部队生活给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归社会后，依然希望能继续利用自身技能贡献力量。 “生意人的钱，本身就是从老百姓手里挣的，老百姓需要时，就捐出去，这相当于有进有出。” 这份需要24小时待命的公益事业，没有工资，还伴随着未知的风险。信念来自为社会作点贡献的“纯粹感”

城市环卫服务市场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国家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推向市场。这项服务完全可以交给外包公司，或者以政府招标的方式吸引民间力量，同时引入监督机制，防止出现图利特定人等的招投标贪污现象。市场化的环卫公司也可以货比三家提供优质的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而不需要由财政承担编制与预算的沉重支出。

面对员工代打卡现象，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员工的道德缺失。制度设计的初衷应当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而非仅仅作为监督和惩罚的工具。 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一个企业开始抓考勤、打卡、看工作时长、弄绩效工资时，这可能意味着公司业务出了问题。

包工头或分包为了拿到全部的工程结算款，会与总包或开发商展开博弈；如果总包与开发商不是一家，那总包与包工头、分包为了拿到全部的工程结算款，达成了利益同盟，会一起与开发商展开博弈。他们用于博弈的一个有力工具就是农民工工资优先偿付权。所以，某些农民工讨欠薪事件，表面上是农民工讨欠薪，实际上农民工只是打头，背后是包工头、分包甚至总包在向开发商（建设单位）施压讨工程价款。

法理上来说，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工资，所购买的只是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的劳动义务，公司并不能因此干涉员工工作时间之外的生活。 另一方面，员工如果在工作时间之外从事与竞品有关的业务，确实也可能会与其本职工作产生利益冲突。哪怕这种行为是完全的义务劳动，不从竞品公司获得任何回报，同样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员工确实应该负有一定的不竞争义务。但是，这种不竞争义务必须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成为公司任意干预员工私人生活的借口。

我教龄28年，如果按当年的比例发放，我现在每个月的教龄津贴好歹也要比刚入职的老师多几百块钱。但目前来讲，我的教龄津贴最多比刚入职的老师多10块钱。 如果在考公和考教师编之间做选择，我想很多年轻人轻而易举地会选择前者，说明教师这个职业的吸引力还不够大。 教育部已经在配合人社部、财政部一起开展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的工作，目前正在对实施方案进行进一步研究。

“大概是下午2点时，首都情况彻底失控。”陈杰后来得知，抢劫最严重的是莫尔斯比港最繁华的街头，那里聚集了大量商超，“华人、印度人和孟加拉国人开的店铺都被抢了。” 这场骚乱对总理马拉佩来说也是一场政治危机。马拉佩在发言中暗示，政治斗争也在这场骚乱中发挥了作用。 “警察和公务员罢工游行是因为公务员工资支付系统出现了问题。”陈炳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人采用英国的发薪习惯，每两周发一次工资，这两周的工资每人少发了300基纳（折合人民币为5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