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很多现象都在走向极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学术界比过去内卷太多了。 在生活和学术之间，我觉得生活更重要，除非你是一个天才，能做出像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石破天惊的突破，那无所谓。但是有几个人能成为爱因斯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从更长时间维度来看，现在大家争来争去的职称、“帽子”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这些人即便有很多人著作等身，其中50年后还会有人看的作品一定是极少的，我对自己也没有这个信心。

什么是红色法治文化？由于法律界和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各地对其范围的划定不尽相同。 档案的借阅、整理，是红色法治文化研究的“拦路虎”。受访学者多次谈道，“实务部门对档案管得太死，不够开放”。

同行评议向来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广泛存在于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审稿机制，业内人士都习以为常、愿赌服输。 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果通不过，不仅学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拿不到，等于是“白读了”，导师也会受到牵连——被扣减招生名额，甚至不能晋升职称。 我也听闻有些“糟透了”的学位论文被“枪毙”，一点都不冤枉。但也有的同事坚称盲审评委“胡搅蛮缠”，甚至说他们“打击报复”。

学术界并不能自外于全社会，社会上存在的那些问题，象牙塔里也都存在，甚至可能还更为突出，这一点无分中西都是如此。美国公众对于“社会学”的学术成果也多有微词，早已有民意认为“美国社会学产出的只是一大堆后现代垃圾”。因此，以“文化乡愁”的情绪先入为主“站队知识分子”不仅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甚至还可能会让问题失焦。

学术造假入刑是国外已有的司法实践。2009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曾以“侵吞研究经费罪”与“非法买卖卵子罪”，判处黄禹锡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黄某若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又是否还有其他不法情事，已经超出了学术共同体的职权范围，公权力当继续追查黄的其他违法犯罪嫌疑，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探索“学术造假入刑”的立法，倒逼学术界自查自纠，还给象牙塔一片蓝天。

如果你问，当代学术界还有没有人保持着宽厚尔雅、举重若轻的学术绅士气度？我首先就会想到唐晓峰。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据他说，家里曾是当地首富。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期望他学习儒学宗师周敦颐。他没有辜负期望，成为了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学术界有“南饶北钱”（钱钟书）和“南饶北季”（季羡林）的说法。饶宗颐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至百岁高龄仍笔墨挥洒不息。他还通晓英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文字，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敦煌书法丛刊》等。这些成就，离不开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人生观，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他为人低调谦和，面对“大师”的光环，他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方言“大师”与“大猪”谐音）。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民国“史学四大家”。 1930年，35岁的钱穆以《刘向歆父子年谱》震惊学术界，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1950年，他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1963年，该校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钱穆为其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并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香港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钱穆功不可没。

傅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的刻苦和高产，而是他自觉地担当起引领学术、组织团队、奖掖后进的责任，成为事实上的学术界领袖，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时间，而这一特点在他晚年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