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有差等，才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就是爱有差等的产物。讲究爱有差等，不是说要冷酷的自私，拒绝对陌生人有恻隐之心。恰恰相反，正因为爱有差等保护了人们最关心、最重视的人，以及相应权利，以及一层层有序的边界感，才能培养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君子，才能将在小共同体内养成的美好品德，一层层向外拓展、流溢给陌生人，共同构成文明社会的温度。

先秦贵族文化和原始儒学，本身就既狩猎，又推崇吃肉，甚至从不回避血祭、割牲这些不太小清新的活动。孕育了原始儒学“大人君子”的文化，恰恰应该吃肉和充满生命力。明清以后那种推崇吃素，并将其尊之为“正统传统文化”或高级修行的趣味，某种程度上其实印证了王夫之的那句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本身就是在参与当时一种“社区自治”的议事活动。在周代“乡遂制度”下，“乡”本身是一种城堡内及其周边国人、士这一等级人群所处的社区组织。在社区组织内部，除了血缘共同体的宗族之外，还有以基于地缘共同体的“乡”为单位的公共议事，带有社区自治的色彩。

“丘也闻有国（邦）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很多人理解此处，都误以为孔子希望搞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搞“社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孔子的这句话，前提就是对“有国（邦）有家者”之间的关系来说的，针对的是诸侯与世卿贵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诸侯和世卿贵族而言，最重要的是均衡的政治关系：既不能是君权扩张，压倒世卿，也不能是世卿扩张，架空诸侯。诸侯、世卿之间的均衡关系，就是孔子主张的“均”。至于“寡”和“贫”，也都是针对诸侯、世卿关系来说的，意思是就算资源少，但只要安定就好，比杀来杀去，破坏了封建时代的不成文游戏规则强。

领主对于税赋与劳役的使用量，受到严格古老习惯与契约的约束。

《诗三百》的内涵，却可以无穷无尽，其原因就是因为周代封建贵族引用《诗》，在礼仪和外交场合，都是采用一种“断章取义”的方式。

具有复杂的身体结构的牛象征着复杂的现实社会，解牛的刀象征着人的生命，而庖丁、良庖、族庖则代表几种在保养生命方面具有不同层次和境界的人。庖丁解牛的故事叙说的是如何在纷繁复杂、处处危机的社会中善待自己的生命。

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对这些自放于礼法之外的隐士，具有一些“理解之同情”，愿意聆听他们发出的信息，但却不能同意和接受他们的观点。逃避、戏谑、嘲讽、隐藏，都可以得到理解，并且也具有某种观念的批判性，但这些却不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

战国时期一些君主搞出禁苑，杀麋鹿如同杀人之罪，这就是贵畜而贱人，一直遭到原始儒学的批评。理解孔子捕鱼、狩猎的态度，就需要回到古老的封建习惯时代，而不是像后人多引用佛老去理解。

在孔子看来，富贵并非坏事，贫穷也并非美德。如果富贵可以获取，“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但如果不能获取富贵，则可以“从吾所好”。颜回的美德，并非在他的贫穷。颜回以“孔颜乐处”的方式守住了贵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