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导演之前，文晏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推动过不少中国艺术电影进入国际视野。她发现女性的声音比较微弱，这些年经常思考如何书写女性的问题。 “首映当天，柏林电影节主席和选片委员会都过来向我们祝贺，他们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也很喜欢两个女孩的表演，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部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一样在变化。”

​这些自称“港货正品”的药膏、喷剂或口服丸，实际生产厂家均来自江西、河北、河南、福建等地，大多为外用保健用品，也有消字号抑菌液、压片糖果等普通食品。 香港卫生署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查询的两款产品并非香港注册的药剂制品或中成药，而“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香港大药房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也并非在香港获发牌的持牌药商。 “这些公司在香港注册，然后用带香港字样的公司全称组合一个图形，在内地注册商标，拿到商标权以后就可以授权给其他代工厂去使用了。”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协会在过去3年共接到130宗涉及内地网购平台买到怀疑仿冒药品或健康食品的投诉，其中包括货品包装与实体店所购买的不符，无法查核生产商资料等。

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在频繁地进行央地互动之时，多数国家部委还围绕两会召开代表、委员座谈会。 自2016年起，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办都派出工作人员现场旁听代表委员团组审议讨论情况，记录并转交相应的部委。此后，一些部委也开始选派干部上会记录意见建议、现场解释说明。

和蒋胜男一样，在2024年年底收到提案办复证书的，还有18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这也是迄今以来，全国政协首次向委员寄发提案办复证书。 到了今天，对于什么是好的、可落地的建议和提案，代表和委员们至少能达成某种共识——需要聚焦实际问题，同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江浩然坦言，这是疫情后他被采访次数最多的一次，采访的问题则聚焦在三方面：民营经济、消费与AI。 民营企业家其实觉得，杭州有种“野生创新文化”：创新者们无需因“非主流”选择而担忧，这座城市对创业者们的支持是包容的。这种支持，体现在各方面的容错机制中。

“请出去是人家主流文化认可了艺术家的作品，主动邀请的。” “2024年春节，西班牙马德里政府收藏了我的《吻》，放在城市里的公园。（艺术作品）留下来就生根发芽了，永远陪着他们的民众。”

为了改善营商环境，舆论经常要求政府要积极作为，这个要管起来，那个要“服务好”。其实，对于营商环境来说，政府不做什么，和“做什么”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她认为，规定虽明确了法院有“认为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的自由裁量权。但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判断差异，造成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的结果，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