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系平台接入微信支付，支付宝必然会被抢走部分市场。为了平衡，支付宝对美团开放。而这又会影响外卖市场的竞争格局。原本独占支付宝流量的外卖平台饿了么，可能会大受影响。

如果舆论的压力导致“平台限制45岁以上骑手”的不实传言成真，由此引发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恐怕要更大，那就是迫切需要挣钱的45岁到60岁外卖骑手从此失去了工作，也未必能够回家吹空调。这一传言已经着实在外卖骑手群体中引发了“年龄焦虑”，不少人担心自己从此失业。

市面上不少挂着过桥米线招牌的门店，提供的并不是正宗的过桥米线，而是快餐版的米线，而外卖平台可以检索到的过桥米线，几乎都是快餐版的。

这群零工劳动者在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生存。 “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算法机制的设置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设置，它有各种各样的夏季挑战赛、冬季挑战赛，然后骑手会有白银、黄金、青铜、钻石之类的等级。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游戏竞技场的话，那么外卖骑手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其中的选手，要骑着电动车穿越城市障碍，最终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你每送一单就会得到一个正反馈，然后你就多送单，多劳多得。这种游戏化机制形成后，你就会上瘾，最终形成的就是‘自我剥削’。”

如果将平台与快递、外卖小哥的关系界定为劳动关系，即前者是雇主，后者是员工，那就有强制缴纳社保的问题；如果快递、外卖小哥可以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只是从发单平台接单子，那两者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没有强制缴纳社保的问题，当然，快递、外卖小哥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可自行决定缴纳社保与否。

消费者更应该关注的是，肯德基、麦当劳外卖商品的单价高于到店食用或外带的单价，这是很多商家的“潜规则”——外卖平台上比店铺的价格要贵不少，有的20%，有的甚至更高。

纯粹从算法优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共谋”可以优化顾客体验、增加骑手收入、提升平台效率，也降低了社会总成本，但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交通安全风险上升，让社会付出了额外的安全成本。

成都正在成为“志愿之城”的典范城市。魏娜觉得，这是一种“微光成聚的过程”：“分开看都是小小的、很微观的，但是合在一起就是在致力于城市的治理和城市的幸福。” 在“文明兴蓉”平台上，志愿者们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相应权益。刘奕将其戏称为志愿服务方向的“淘宝”，有些社区也会上传激励物品。 成都人骨子里带有很强的公益情怀：“发生地震的2008年，实际上也可以称为成都志愿服务的元年。” 这样的微观治理发生在城市各个角落。外卖骑手在街头巷尾穿行，送餐途中亦在积极上传社会治理线索。发现共享单车乱放问题，将其规整好，就相当于获得两条线索的积分。

对2019年至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用户订餐数据的分析表明，仅仅增加了“无需餐具”选择，就能显著降低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对待顾客对小哥的投诉，平台不问是非曲直，宁屈小哥、不屈顾客，是不对的。小哥与顾客之间为何不能双向给评论？对劣迹斑斑的顾客，平台与小哥完全可以拒绝提供服务。平台“自利性罚款”、对投诉与纠纷“宁屈小哥、不屈顾客”的原则，说到底是平台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对小哥进行服从性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