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民企负责人通过混改进入国企并担任国企职业经理人，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 国企混改对民企的选择更多是财务性投资，而非质量性投资，没有更多上下游合作的考虑。 成为国企高管后，时春梅和巩振立并未停止对外投资私人企业，并且与国企有业务重合。

以天津市为例，由混改等国资经营带来的非税收入，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1/3。2019年非税收入776.1亿元，增长61.2%。

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国调基金大致可分为两个。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国调基金一方面投资产业升级、完成新兴行业战略布局，另一方面则大量参与国企混改，为国企脱困“降杠杆”。

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基金和银行贷款不仅是股权和债权的区别，更大的区别是，基金可以提供这轮国企混改需要的管理、技术以及人才等。

混改的标准不是“混”，实际上在此次混改之前，上市国企的股权已经实现多元化了，也即已经满足了“混”的要求。

2017年波澜不惊的举牌潮中，有8家上市公司的举牌者为国资背景，其中大多为地方国资，这在以往的A股市场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