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门课的作业包含各类人际交往任务，比如让学生用学到的打分指标判断周边情侣的爱情深度，或是用课堂上教授的方法去搭讪一个人，“单身同学推荐选择异性，已脱单同学选择同性”。 在崔乐看来，更理想的情感或性别教育课，应该“教你批判思维，教你怎么反思社会规范，怎么致力于建设更平等、更多元、更公正的亲密关系，而非仅仅是抱有实用目的的恋爱。”

他传承费正清的思想，同时也反叛了他。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成为他职业生涯前半期的重要主题。 “历史学家必须是多面手，不仅要熟悉现在的语言，还要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熟悉过去的语言。”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06日《南方周末》）

为侵略战争寻求合理解释催生了这份对“独特道路”的理论建构，其背后则是曲折的现代化迷思：现代化有无样板？日本和亚洲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化？

如何解释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各种画面？陈凯歌选择的是反思和批判，却也只是止步于此，而无力艺术化表达。

这是建筑界一次罕见的批判大会，中国当代建筑的种种积弊，千城一面、山寨横行、崇洋之风、求高求怪……第一次被如此集中炮轰。建筑界黄金三十年，却是毁誉参半。当公众在戏谑各种怪建筑时，业界有良知的学者已开始擎起反思的大旗。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