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42家上市银行中，首席合规官普遍缺失。近半银行理财子公司这一职位空缺。 合规官的独立性是确保其有效履职的关键。独立性有助于合规官勇于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可能与业务发展目标存在冲突。 实践中，合规人员的独立性保障普遍面临挑战。包括：业务压力与合规要求的冲突、权力不对等的限制、资源不足的制约、信息不对称和考核激励不当。 外资银行的合规官在各个业务环节都有“一票否决权”。即使是行长、董事长也不能不尊重合规官的意见。

这起事件揭示了食品安全领域里的一大问题，性质与后果均相当严重。主管部门与公检法应介入调查，彻查这个行业中所谓的“公开的秘密”，回应社会大众的关切。同时，有必要建立可长可久的制度保障，从立法与监管上防微杜渐，让有毒的煤制油远离千家万户的餐桌。

限定条件下，北京灵活就业人员承担的三项社保缴费最高为7670.7元，最低为1882.0元，分别是同等收入城镇职工的2.2和2.8倍。 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普遍有缴费超过15年的规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一般为20-30年。而灵活就业人员频繁换岗，让其连续缴费，缺乏制度吸引力。 蔡继明认为，困境根源是过去把社会保障关系与劳动关系深度捆绑，由此形成“应有尽有”与“一无所有”的二分格局。

过去，为快速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住房制度在多方博弈和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外延、外生、高速、开发和投机为特征的住房发展模式。现在可能正在转向一种双轨模式，即市场负责市场部分，保障则交由政府负责。

村民反映，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固然很好，但是收费标准太高了。最主要的是医保费用涨得太快，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有限，很多人不愿意缴。 老百姓对参保的“获得感”也很在意。一些村民觉得，过去缴纳10元看病花的钱，跟现在缴380元的效果差不多，缴费在增长，但是报销比例几乎没有提升。 把现行的财政补助标准作为一档缴费标准，个人“零缴费”或“低缴费”。在此基础上，根据现行的个人缴费标准，继续设立二档、三档缴费档次和相应的报销标准。

要提高参保率，还是要靠把医保的好处讲清楚，真正让村民自愿参保。对医保局和政府来说，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需要对医保制度进行顶层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性质的医保的可持续性，而不是通过向下摊派任务的方式，提高参保率。层层摊派，只会让自愿变成强制。

富裕社会的低生育率问题，其实是婚姻-家庭价值观雪崩的问题。这引发了对何谓文明的思考。 文明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保障与促进种群的生存，并为此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与价值观以补足与增强人的本能。 如果所谓的文明及其构件压制与削弱了生存目的与本能，会导致一个国族的消亡，何以能自命为文明呢？而作为文明载体的种群消失了，所谓的文明也就不存在了，会自我毁灭的何以能称之为文明呢？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保障。如果与商品和要素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四十多年来，局部或者某些行业风险肯定是有的，能够及时处置局部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构成大的冲击，这是中国金融监管取得的重要成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审慎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节奏，对外开放步伐比较稳健。二是在发现风险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有力，能够及时且有力地处置和化解风险。 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监管制度确立，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明确之后，应该更好地利用科技提升监管效率。利用现代监管科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更好地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